《周易》哲學解讀 “導說”第四篇(三十)
王弼注《周易》分上下經六卷，並作《周易略例》一卷。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集中論述了“言”、“象”、“意”三者關係。
“夫象者，出言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現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若。”
對這一段之意何？學者有解釋，不仿聽聽：“‘象’謂卦爻之象，‘意’謂義理。‘言’謂卦爻辭。王認為卦爻之象係為義理而設，作《易》者依據一定的義理而設立了相應的卦。以透過這些卦所表征，蘊示的物象，將相應的義理顯出來，卦爻辭義係為卦爻之象而設，《易》中所有的卦爻之辭，都是依據相應的卦所表征，蘊示的卦爻之象而係屬的。因此卦爻之象是彰顯義理的最佳‘工具’。卦爻辭則是用以詮說卦爻之象最佳‘工具’。正因《易》中的卦爻辭係因相應的卦爻之象而發，所以人們即可以透過卦爻之辭而契會出相應的卦爻之象；正因《易》中的卦爻之象係因相應的義理而設，所以人們即可透過卦爻之象而玩味出相應的義理，《易》之義理因卦爻之象而得以豁顯。《易》之卦爻之象因其卦爻之辭而得以昭著，這裏王弼揭示出兩種理路，其一是作《易》者原先建構《易》的理路，其二是治《易》者所宜秉持的契合解讀《易》的理路。前一理路約而言之即‘意—象—言’。後一理路約而言之則為‘言—象—意’”。
若按學者這種解釋，那麽，王弼對《周易》的理解就完全錯誤了。王弼的說法完全是“象數”易學的理路，不過是“象數”義理卦爻式《周易》的理路，並不是“象數”八卦筮術上的理路吧了。至於“象數”義理而言《周易》，無論言的“象數”多與少，從“象數”釋《周易》的義理，並無本質的差別。而差別在於王弼以《易傳》裏的《象傳》、《係傳》、《文言傳》這些先秦儒家思想釋解《周易》而已。而後漢所謂的象數學派釋《易》者鄭玄、虞翻、荀爽等，偏重於《易傳》裏的《係辭傳》、《說卦傳》這些後出的儒家思想釋《易》方法。
如虞翻、鄭玄對《鹹》裏的“鹹亨利貞，取女吉”句的注釋：“虞翻曰：鹹，感也，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乾坤氣交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故‘亨利貞，取女吉。’”
“鄭玄曰：鹹感也。艮為止。總為澤，山氣下，澤氣上，二氣通而相應，以生萬物，故曰‘鹹’也。其於人也。嘉會禮通，利順於義，幹事能正。三十之男，有此之德，以下二下之女，正而相親說，取之則吉也。”
虞、鄭對《周易》“鹹”裏所謂卦辭的注釋，一樣取自《彖傳》裏的說法，《彖》曰：“鹹，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這一樣的是通過“卦象”而稱《周易》，與王弼注《周易》從義理上說法，沒有本質的區別。隻是運用“象數”說《周易》熟重熟輕而已。 別以為是王弼開創了義理釋《周易》的先河；也別以為王弼掃“象”而取“意”（義理）；也別以為王弼把《周易》變得玄學化；也別以為現代那些學者說的《周易》本卜筮之書，是《易傳》使其哲學化的說法就正確。而正是《周易》文辭本是義理之書，而是《易傳》使其“象數”化了。而“象數”化《周易》本身是史巫筮卜的需要，是從所見《周易》裏的六十四個畫符號附加上“象數”，而派生出推演人事吉凶的方法與工具了，而又錯把《周易》裏文辭義理，當成占辭而用，自此才有“象數”《易》學的出現。“象數”易學可以說是以訛傳訛的結果，是跟著史巫篡改《周易》一書體裁結構為筮卜工具，在六十四個畫符號裏添加進去“象”與《周易》結構裏添加進去“數”的結果的錯誤認識，又將這種錯誤的“象數”學說詮釋《周易》的義理來。
在《周易》學術史上，是以“象數”來注釋的，所以王弼不可能例外，王弼一樣的無法剝離《周易》上的“象數”說。才有了王弼的“象”、“言”、“意”注《周易》的範式化。
王弼以“象數”注釋《周易》的義理，雖然所解釋的不是《周易》文辭內容的思想含義，但畢竟王弼把《周易》作義理而釋之，這是很可貴的，可貴之處沒有把《周易》看作是筮卜之書，而看作是義理之書。這與把《周易》用“象數”筮術去解釋運用，就是可貴的所在。可王弼注釋《周易》的方法並沒有走出先秦取象義理釋《周易》的窠臼，那正是王弼不可能排除“象數”的影響。已然走的是“象數”義理注釋《周易》的傳統，所以才與《周易》的文辭思想不相符。若不能真正排除史巫附加在《周易》頭上的象數卦術，就無法真正的認識《周易》一書的思想內涵，而不是“忘象得意”。而在“易學”史上又有誰能忘掉那些附加在《周易》裏的卦象呢？王弼不可能排除“象數學”，所以王弼注《周易》，已然走的是“象數”注釋《周易》的傳統。隻有剝離掉史巫附加在《周易》頭上的“象數卦學”，從《周易》文辭之意釋文辭之理，才可得見《周易》一書的真思想。
我們通過摘自《周易注》一書裏王弼所做的注來看，王弼與東漢鄭玄、苟爽、虞翻開辟的漢象數新說注釋《易》來看，隻是誰用的“象數”孰多與孰少之分。後世讚王弼開辟了義理解釋《周易》的殊榮過了頭，王弼對《周易》所做的“注”不外從“陰陽”、“剛柔”、“卦體”這些先秦及兩漢注釋《周易》而產生的“易學”內容中來。從王弼對《坤》裏所注來看一樣表現的是“天尊地卑”的王權專製思想，從一句《周易》文裏“黃裳元吉”而發揮出“坤為臣道，美盡天下，夫體天剛健而能極物之情，通理者也，以柔順之德，處於盛位……”的這種王權之術。不論這種思想是《文言》裏轉換而來，還是受到《老子》一文裏的思想，但都是王權專製裏的等級有序、貴賤位列的價值觀。
到魏晉南北朝中國進入分割並不統一的政治局麵時期，雖然文人在精神文化方麵也相對出現“自由”的空間，但文人又多是官僚階級出身，而他們的精神又都是不自由的，無不在傳統文化習慣的束縛之中。而做為精英文人，麵對已然的政治高壓之下，不得已而走向空曠玄靈的思潮中去了。在玄學清談、仙道中追求人生。這對後世文人看重和向往的“魏晉風骨”，那隻不過是對政治高壓下人性的扭曲表征。在那風骨的光鮮表麵下，是暗流湧動的刀光劍影。更多的是貴族集團政治的極端腐敗，而文人思想理論的空洞無物，釋解為道家“無”的思想體現，實乃是人格品質扭曲與墮落。因不合作的精英文人要莫飲劍失去思想的頭顱，要莫按“道家”之術，隱遁於山林，消遙於江湖。式者是巔狂裝傻，大智若愚，遮俺著思想的嘴巴。這後果隻能是國民的悲慘與困頓。試想一下，如果一個王朝的精英階層都以嘩眾取寵，聚眾胡吹為能事，全然不顧政治、經濟、文化的走向，那麽這個民族的下場可想而知了。所以西晉在“五胡亂華”、“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後嬪妃主虜辱於戎率”的局麵下，而東晉偏安一方仍然是內訌頻仍，“不思進取，主昏臣亂”的政治局麵。魏晉給後世留下的精神遺產也就唯有那句“清談誤國”的經驗教訓吧？
雖然處於政治混亂的時代，文人士子並沒有擺脫儒學獨尊和大一統帝國的文化專製思想模式，這一時期並沒有出現哲學的突破。這一時期裏雖然大一統政治局麵的一時不存在，但無論三國鼎立，或是南北分裂，而帝王專製體製已然存在。也沒有人能尋找到製約專製的製度學說，雖然也有人提出過“無君論”的這種道家思想裏的不符實際的空想，更是沒有一套可操行的製度學說。即使分裂政治局麵的國度裏，一樣並沒有消弱王權專製體製，反而更吸取亂世經驗，越來越加強專製集權的思想與教育，越來越使王權專製得到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