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學解讀 “導說”第四篇(十六)
那麽《係辭傳》又是如何解釋《周易》的呢？
《係辭》一文在整個《易傳》裏的地位非常重要，其重要是在於後封建時期裏的典章書籍裏所引述稱為《易》或《周易》裏文句，多是出自於《係辭》文。《係辭》成為後封建社會裏《易》經的重要組成部分。《係辭》的產生對後封建社會裏的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其影響遠遠超過《周易》不說，也遠遠超過先秦儒道的影響。《係辭》實則成為了後封建社會文化的活水源頭，也是後封建社會二千多年裏的文化脊梁。每個時代裏的思想家都從所謂經之首的《易》經裏的《係辭》中得到那活水的滋養。真正成為帝國二千多年裏文化的活水源頭是《易》經（今本《周易》加《易傳》），尤其是《易》經裏的《係辭》文章。但《係辭》已不是《周易》了。帝國時期裏的各種文化無不打《係辭》文化思想的烙印，因為那裏頭有演義不完的陰陽、八卦、太極、道器這些所謂形而上的哲學命題。
《係辭》大約四千五百字，不足五千言，與《老子》（又稱《道德經》）五千言是略少了幾百字，但這不足五千言的《係辭》傳，正是與《道德經》一文構成後封建社會裏帝王文化戰車上的內外兩軸輪，而驅動著帝國的文化戰車永不停息。而在帝國時期的意識形態上，《係辭傳》（《易經》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比《老子》一書更占有統治地位。而在帝國時代裏所彰顯的《易經》（《周易》加《易傳》）內涵，正是《係辭》裏的文化理念。
我們已知有帛書《易傳》，而帛書《易傳》裏已有《係辭》文章，雖然與今本《係辭》篇幅內容上有出入，但與今本《係辭》思想內涵沒有本質的區別。帛書《係辭》裏並不排持《易》（即今本《周易》）有“占”的功能，帛書《係辭》裏已有了：“《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製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這說法。既然帛書《係辭》裏說《易》有占的一麵，還在乎“大衍之數”章有沒有呢？若是帛書《係辭》裏沒有把《易》看有“占”一說，那麽有沒“大衍之數”章其性質就不一樣了。 從帛書《係辭》和帛書《易傳》裏的其它幾篇《周易》學術文章中的一篇《要》文的說法豈不是說法相矛盾嗎？這是否說明墓主人生前“兼收並蓄”各家《易學》之說，也說明墓主人生前的時期，在學術上還是一個相對自由的時期。那時的西漢初期，官方還沒有對產生的《易學》進行審定與統一編排呢？帛書《係辭》對《周易》的說法為何與帛書《要》文是個不相同的認識呢，而文章裏都是以孔子之說的麵目出現而論述《周易》的。細想想《要》文裏也有子曰：“吾百占而七十也，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的說法，雖然這句話人們不能正確的理解，給後人同樣的認為孔子不也信筮卜的感覺來。孔子又說：“《易》我後其視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說明孔子的《周易》觀也是處於矛盾之中。正如《史記》記孔子的那些話：“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這說明孔子還沒有能夠徹底把《周易》一書弄明白，不明白的是史巫用《周易》筮卜的關係。雖然孔子在《要》文裏把《周易》一書的性質論辨的非常明確，隻能說“我後其筮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你史巫可用《周易》去筮卜，我是從《周易》裏求取道德義理的。這說明孔子還沒有弄明白史巫用《周易》筮卜的錯誤證據，也給後人造成一個錯覺。孔子雖重視《周易》裏的義理，卻不能有力的駁斥史巫用《周易》筮之的錯誤根本所在。
總觀帛書《要》文，孔子對《周易》性質的認識，即充分肯定為義理之書，但對於史巫用《周易》筮卜沒能有力的揭示與駁斥，做出理論上的闡述，這就存在著一種時代的遺憾和局限。
《要》文反映出孔子在解釋《周易》一書性質的明確性，即為義理之書。而對占筮，孔子提倡的是用“仁義焉求者，故卜筮而希也”的辦法解決。孔子並沒有說過《周易》有“占”的功能，而到《係辭》一文裏卻把《周易》定性為有“占”的功用，即使《係辭》再多的從義理上解釋論述《周易》，但所謂的“四焉”裏“有一占”的說法，可與孔子對《周易》的認識觀就不同了，其影響也就不同了，《周易》一書的性質就徹底的改變了。
因《係辭》文章的出現，從理論上把《周易》說成有“占”，就把《周易》定性為卜筮之書了。無論《係辭》對《周易》說了再多的義理之說，都無法有“一占”而被衝消。這恰恰是《易傳·係辭》把一部本是哲學之書的《周易》誤讀成占卜之書，由此造成後世跟著把《周易》誤解為卜筮之書。
《係辭》文對《周易》的理論化，是亦筮亦理的麵目出現，分明是帝國時期的產物。到西漢加強中央集權一係列的政治措施時，可想而知，帛書《易傳》裏的《要》文對《周易》一書理性的認識還能存在與保留到《易》經裏麽？而是決不可能的事情。隻有這《係辭》即筮即理的說法，才能被帝國認可，而繼承保留神道沒教的政治用意而保留下來，以教化臣民。而《易傳》裏那些其它文章本與帝國統治並無矛盾，也正是先秦儒家構建王權思想的政治理論，才能使帝國統治者認為一並保留在《易傳》裏，和《易傳》（或叫“十翼”）一並上升為《易》經，被漢帝國奉為意識形態上的壟斷地位。至於《周易》一書連孔子還沒有來得及詳細弄明白，隻是從概論上說《周易》是義理之書，後來就被帝國的鉗製文化政治而扼殺了（即帛書《易傳》裏的《要》文被埋葬，不傳於世）。可想而知在後封建社會裏再沒有如孔子的那種理性的認識出現，即使想有人說，也隻能是遮遮掩掩，說一半，留一半，（如漢朝出現的《易林》一書）這正是後封建時期不能有理性著作的出現，也不能把一部《周易》說清楚的時代所決定了。後封建社會裏不需要理性，故才有後封建時期裏的“易學”與《係辭》文一脈相承。也與先秦《易學》不相同的發展，才有了象數易（實為筮術的變異）、圖式易的產生，越神秘，越玄虛，正是帝國專製文化的需要。正是《係辭》開創了對《周易》一書亦理亦筮的理論化，才成為整個後封建社會裏《易學》文化的活水源頭。更被現代學者所認為《易傳》是哲學，《周易》是卜筮之書的根源所在。
“從古至今，人們對《周易》一書的性質，素有兩種對立的認識，一是視《周易》為卜筮之書，一是視《周易》為義理之書的，多是就《易傳》而立論。”（廖明春《帛書“周易”論集》）.
事實上古今把《周易》與《易傳》的稱謂給混淆了，現今學者就是這麽個認為，即認為《周易》是卜筮之書，而《易傳》才是哲學文章。現代一些學者，以今本《周易》之名稱所論述的哲學思想，而恰恰是講的陰陽太極那些東西，那本不是《周易》裏的學說，而正是《易傳》裏的東西。以《傳》釋《周易》，混淆名稱概念，使“易學”界打不完的筆墨官私。而沒有真正從《周易》六十四篇文章裏，闡述其哲學思想的著作出現。現代學者所講《易傳》裏的哲學，不外是講《係辭》文裏的那些哲學命題，後封建時期所引述的《易》之文句多出自《係辭》文，從《係辭》文不見於先秦的典章書籍裏所引述，反而被兩漢時期所引述與重視來看，《係辭》一文產生時代應於秦漢之際，應是帝國時代的產物。從《係辭》文的內容性質來看與帝國的政治並不相悖，而且是相得益彰。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這無疑為帝國裏的等級綱常秩序，以天道生成觀鑄就了一道思想意識領域上的萬代長城，把臣民圈養與奴化於這“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的文化意識裏。不知不覺的奴化與接受“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天道自然法則，也鑄就了中國人世世代代信命的根源，也為不平等的罪惡專製製度類比尋找出萬世不破的理論根據來。
可從無人質疑過，天為何是“尊”的，地又為何是“卑”的。由“天尊地卑”比附到社會裏的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的政治製度上。中國古代哲人從天地自然中為不平等的等級製度尋找到認為是天經地義的理論根據來，為帝王家天下而服務的思想理論。而西方的哲人們卻從天地自然裏為人類尋找到天賦人權平等自由的自然法來，這就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
《係辭》裏的占筮說法，以及神秘主義理念的建構，都與帝國政治需要分不開。傳世的通行本《係辭》無疑在帛書係辭當時的文本上做過修定與編撰，才有了“大衍之數”，增添進去了筮卜方法的內容。把剛剛萌發出來對《周易》理性認識的種芽給遮蔽與埋葬。孔子對《周易》一書的理性聲音再也聽不到了。《係辭》卻把八卦筮術說成是《周易》裏的東西，又假托孔子之曰來迷惑人心，說《易》有“占”的一麵。從帛書《易傳》的出土考證下葬時間及帛書《係辭》的內容篇幅來看，不能不認為是帝國時期的產物，也沒有理由否定不是秦漢之際的產物。
《漢書·藝文誌》裏說：“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
《漢書·儒林傳》裏說：“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徒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
因秦帝國搞起鉗製人文思想的政治運動，到是給今本《周易》及學術，帶來了一次複興繁榮發展的契機，也正是秦統治者認為《易》（即今本《周易》）為筮卜之事或《易》為卜筮之書，獨不禁《易》書，故傳授者不絕，才有了《漢書》裏的那些說法中的多家《易》說，還有《易傳》數篇，是否就是帛書《易傳》裏的那些內容呢？就不得而知了。但漢人傳下來的“易學”來看，就是筮術易（即象數易或陰陽災異說），筮術易說是秦漢帝國並不禁止的學問，才有了西漢孟氏的卦氣學說和京氏的陰陽災異“易傳”學說。
《易傳》裏的《係辭》、《說卦》與西漢筮術易學說，並行不悖，都是亦巫亦理的學說，可見《係辭》是秦漢之際產生的。
《係辭》無論是戰國末期（在上麵說的秦漢之際，並不排除戰國末期出現的帝製運動時期，戰國末期秦、齊都曾一度稱帝號，說《係辭》是帝國時代的產物，包括戰國末期王權專製上升的那個時期）或是西漢初期，都沒有本質區別，都不影響《係辭》文的內容性質。因為那一時段，即使戰國末期時代早已完成了帝製理論。戰國末期與秦始皇統治的短暫的十幾年進入漢帝國，這一時段的政治思潮 沒有本質區別，王權專製理論與實踐都已成熟。這時期都需要“天尊地卑，貴賤位列”的等級秩序。更可況為等級秩序所需要而麻痹人民的筮卜（溝通窺視天命的工具）之學，秦帝國裏並不禁止，漢帝國裏也一樣。並且這一學問得到升華，並得到皇帝的信任，才得以漢象數易學（筮術易學）的繁榮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