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跡黎帝妃之八
漢水文化源遠流長，以楚文化為代表的古文化研究一直是漢水文化研究的重點和熱點。但是研究者對漢水上遊的古方國，尤其是鄂西北境內漢水流域的古庸國、麇國等與楚同期的古部落方國卻缺乏應有的關注。我們要知道漢水文化的源頭在漢水上遊，尤其是古庸國、麇國，自商周、春秋戰國以來，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度是有影響力的方國。由於現今該地區經濟落後、地域偏狹，該地古文化研究長期得不到重視。
自南水北調工程開工以來，漢水流域即將麵臨一次新的曆史考驗，水位上升，勢必會對漢水上遊的古文化遺存構成威脅。沉寂多年的古文化遺存如果得不到研究重視和搶救性發掘，則很可能沉睡地下，永不見日，這是我們不願看到的，所以我們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現在已經變得十分緊迫了。多年來，這一地區一直是漢水文化研究的盲點和漏洞，搞曆史文化研究就不能漠視曆史的存在，在這片土地上曾經有過輝煌的國度、輝煌的文明，作為一名鄖陽人我們理當對漢水文化尤其是我們本地的曆史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基於這一層麵，本文力圖從曆史文化淵流角度探討古庸國、麇國發端、發展、滅亡的過程，揭示它們在漢水文化研究中應有的價值，並指出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一、古庸國、麇國曆史概況及地理分布
古庸國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國家。據史料記載，庸為商時侯國，位於今湖北竹山縣境內。周初，武王利用庸、蜀、羌、矛及荊楚諸國聯合，以邦周滅大國殷。在武王伐紂的戰爭中，以庸麇為首的百濮之族是主力軍，他們幫助武王完成了滅商大業，周滅商後封庸為子爵之國。也就是庸國是春秋早期較大的方國之一。當時的楚還比較弱，從地位上講還不能與庸國相提並論。［1］（P22-24）
楚國從漢水流域南遷江陵後，發展較快。北方的齊、魯、秦、晉等諸侯國逐漸強大起來，各自尋求擴張。而位於漢水上遊的庸國勢力強大對向北擴張的楚國構成了威脅，因此，楚國早期國王熊渠出兵伐庸、鄂、楊越三個方國後，北滅“漢陽諸姬”，形成了早期楚國的勢力範圍，由於當時的楚已經強大起來，庸國無法與之抗衡，就隻能依附楚國成為楚的附屬國。
到春秋晚期，楚莊王三年，楚國遭遇大饑荒，鄂西山夷戎人伐楚，先伐楚之西南，至於湖北房縣埠山，楚出師，屯於大林（荊門縣西）禦敵，已臣服於楚的庸人、麇人不滿楚的統治壓迫，率百濮聚於選（湖北枝江）楚國當時正與北方中原諸國交戰，無法兩麵禦敵，於是“申息北門不啟”對北方諸國掛免戰牌，全力對付來自西部的部族入侵。楚國首先出兵驅散了各自為陣，組織鬆散的百濮軍隊。師至句澨（均縣廢治西）攻庸，至庸方城（竹山縣西四十五裏有方城）。庸人凶猛抵禦，俘獲了楚國軍官楊窗。楚調句澨大師，起王卒，動員全國軍隊合在一起，向庸國進發，同時又派師叔以驕兵之計怠庸。最後，楚莊王親自上陣與庸公臨品（湖北均縣）分軍二隊以伐庸，在秦人、巴饒幫助下打敗庸國軍隊。公元前611年，楚師滅庸，百濮部落被迫重新臣服於楚［1］（P101）。
從楚國滅庸的艱難程度以及庸國造反對楚國的強大震動，可以看出，庸國強勝的一麵，一個國能讓一個大國傾全國之力，費盡周折，可見庸國並非弱之邦，沒有一定的政治經濟基礎怎麽能與楚國相抗衡呢？
庸國滅亡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楚國並不敢直接統治，而是通過“封君”對庸國故地進行間接管理。楚惠王及楚肅王、宣王年間，楚王曾兩次封庸國舊主為“庸夜君”害怕再次引起內亂。由此可見楚國統治階層對庸國的高度重視，庸國的穩定對楚國全局安寧的重要性也可想而知。由於庸國故地戰略地位重要，戰國後期，秦楚之爭，這裏是朝秦暮楚之地。頃襄王十九年“秦攻楚，楚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從此，庸國故地從楚國劃入了秦國版圖［1］（P355-365）。
與庸國相鄰的漢江北岸的古麇國，也是一個相當古老的國家。據古書記載，麇國屬羋姓國，其始祖為季連，從淵源上講與楚同宗。楚國源於夏朝時期中原的祝融部落，經過發展變遷，祝融部落分為八部，即“祝融八姓”。其中羋姓季連一支迫於商的威懾，南遷，進入漢水流域。楚人屬季連之後，麇人也是季連後饒一支。早期楚人在漢北發展時，其首領鬻熊將楚都定在丹陽（河南淅川）。此時的麇國與楚國屬同姓之國，有親屬關係，比鄰而居，互為唇齒，後楚都南遷至郢都後，兩國關係日益疏遠［1］（P33）。
早期的古麇國，在鄰近部落中很有威望，其影響力遠比楚國要大。周武王十一年，武王姬發會盟八百諸侯於孟津，討伐商紂王。周武王利用庸、蜀、羌、矛、微、盧、彭、濮等部落聯合討伐。當時的彭濮即為麇國屬地，它們從屬於麇（古書影麇為百濮長，百濮帥乎麇”的記載）可見麇人是隨武王伐紂的主力軍之一。正因為如此，武王滅商後，即封麇為子爵之國，定都錫穴（今湖北鄖縣五峰）由於古麇國部族眾多，疆域廣大（含今丹江、兩鄖、房縣）地區，且是春秋早期封國較早的國家（此時的楚還沒有得到周王朝正式承認）所以在春秋早期，麇國是秦、楚、巴、庸等部落中實力較為強大的方國。
楚南遷後，定都於郢，占據了沃野千裏的江陵地區，楚饒生產生活條件有了很大改善，楚國發展迅速。到春秋晚期，已遠遠超過了遠在鄂西北山區的麇國、庸國。此時的麇國與楚國也早已脫離了親屬關係，為了謀求擴張，楚對漢水上遊的庸國、麇國發動了進攻，麇被迫屈從於楚的意誌，成為楚的附屬國。
公元前617年，楚穆王為了圖謀霸業，在厥貉（河南項西縣）召集陳、蔡、庸、麇等方國會盟，相約聯兵伐宋。麇國國君不願為楚國勢力北進充當炮灰，在會盟中途脫逃。史書記載“厥貉之會，麇子逃歸”這引起了楚穆王的強烈不滿。公元前616年，楚穆王派大將成心伐麇，“敗麇師於防堵”，後來，又派楚將潘崇再次伐麇，“至於錫穴”。楚軍攻入麇國都城錫穴，但並未滅掉麇國［2］（P192）。
公元前611年，楚國發生大饑荒，餓殍遍野，戎人乘機伐楚。在楚國內憂外患之際，麇國認為報仇血恨、反撲楚國的機會到來了。史書記載“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阪高”庸、麇、戎、夷，百濮結盟而伐楚，對楚構成了巨大威脅。楚國幾乎遷都避難。但由於聯盟內部各自為陣，缺乏統一領導，再加上楚國的全力還擊，楚莊王親征鄂西，聯絡秦國、巴國，將百濮部落聯盟各個擊破，經過交戰，先滅了庸國，麇國孤立無援，隨後也被滅掉。這次陰謀造反使麇國最終走向了滅亡。
麇國滅亡，楚人入主。楚國將古麇人遠遷至千裏之外的湖南嶽陽（今嶽陽東三十裏有麇城）。另一部分麇國遺民不願降楚，翻越大巴山逃到四川、雲南。
麇國曆史悠久，在漢水上遊方國中實力雄厚，後世曆代都很重視，在這裏設立區域政治中心。秦漢及唐代都曾在這裏設縣，如錫縣、長利縣等都位於今鄖縣五峰。
二、庸、麇與楚和百濮部落的關係及其曆史地位
庸為商時侯國，麇國與楚同宗，在春秋早期，庸、麇在漢水流域一度是有影響力的大國。在鄂西山區百濮部落聯盟中地位顯赫。。實際上他們控製著百濮部落的領導權。武王伐紂，百濮參戰是以庸、麇為主力。楚莊王三年，百濮伐楚，麇為百濮長，庸、麇利用自身在百濮部落中的影響力把鬆散的濮人部落聯合起來，伐楚。這即體現了庸、麇在百濮部落中的地位。
從地理上分析，庸國、麇國在漢水上遊，居山野之鄭楚國在漢水下遊，處平原江陵。庸、麇攻楚，順流而下，相對容易；楚國伐庸、麇，逆流而上，進程緩慢，不利於進攻。且庸、麇背山而臨水，居高臨下，易守難攻，這種地理地形對楚國構成了極大威脅。一旦庸麇發難，楚國不得不全力迎擔後方不穩是立國之大忌，況且庸、麇並非弱之邦，因此它們的一舉一動都引起楚國的高度重視。楚國因為後方不穩，在與北方中原諸國爭鬥時，時常受到牽製，因此楚視庸、麇為眼中釘，早就想除掉它們。庸國、麇國也利用這一點對楚國時戰時降。楚大舉進攻，庸麇趕快稱臣，楚軍撤走，他們又公然與楚分庭抗禮。這種關係一直持續到楚莊王三年。
楚莊王為春秋五霸之一，胸懷大誌，心藏下，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莊王三年，楚國發生大饑荒，國運維艱，戎人入侵，庸麇沿漢水順流而下，聚百濮而伐楚。楚國麵臨內憂外患，一方麵與中原諸國交戰，一方麵還要應付庸、麇、戎人作亂造反。此時，楚莊王采取“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關閉申息北門，對中原諸國掛起免戰牌，全力應付國內動亂。楚莊王調集全國軍隊沿漢水北上，此次出征，旨在徹底滅亡庸、麇，消除隱患。楚莊王對這次戰役高度重視，他帶領王卒，親自出征。經過與庸的幾場惡戰，庸國不支，很快滅亡。楚轉而攻麇，麇國也很快被楚國滅掉。消滅庸、麇，是楚莊王成立霸業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楚國畢竟是大國，楚滅庸、麇是曆史的必然。
在收集資料時筆者發現，漢水流域在春秋早期竟然密密麻麻分布著大16個方國。漢水流域有巴、庸、麇、絞、若、穀、鄧、盧、鄢、羅共10個方國，漢水支流員水流域有唐、厲、曾（隨）、貳、鄖、軫6個方國［3］。為什麽春秋早期漢水流域有如此多的方國分布，周王為什麽這麽看重漢水流域？這明漢水流域曆史悠久，春秋早期，這裏曾是高度發達的地區，與中原王朝有著密切的聯係。這並不是空話。湖北鄖縣出土的170萬年前的“鄖縣人”頭骨化石十分生動地證明了在遠古時期，漢水流域就是人類的聚居地。漢水文明孕育了巴、庸、麇、楚等古老的部落方國。漢水文明作為中華文明的一支重要源頭，與漢民族的形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3］（P34）。這種現象值得引起我們深思。由現象揭示本質，從而擺正漢水文化在中華文明史上的地位，這是每一個研究者必須重視的。這也需要我們的漢水文化研究者做更大的努力。
三、古庸國、麇國曆史文化研究的意義及難點
在漢水文化研究中楚文化研究是重點。楚國南遷後，強大起來。但楚國的發端卻是在漢水上遊。與楚同期的庸、麇都是漢水上遊古方國的代表，且麇與楚同宗。研究者往往忽略了對早期楚國及古庸國、麇國的關注，也就是缺少了對漢水上遊古國文化的重視。因此我們對漢水文化的研究還是不全麵的。研究古庸國、麇國曆史文化以及它們與楚的關係，是對漢水上遊地區古文化的關注，也是漢水文化研究在漢水上遊的重點和難點。
從漢水文化研究的現狀來看，對古庸國、麇國及早期楚國的曆史考證並沒有引起太多饒關注，因為鄂西北地區偏遠、閉塞。但我們不能因為它現在的落後而用一種淡漠的態度對待曆史。隻有弄清曆史的開端、發展、衰落的演進過程，我們才能認清曆史發展的規律。
對古庸國、麇國曆史文化考證即存在這種問題，這是漢水文化研究的一個盲點，直到現在，對庸國、麇國的曆史探源也隻是一個粗略的概況，曆史細節不夠，有關曆史的確切年代記載也很少見。一方麵是因為研究的人少，另一方麵的原因是因為曆史佐證嚴重不足。史料奇缺，考古發掘嚴重滯後。
我們知道曆史研究最注重實物及史料，缺少了這兩樣東西，就談不上研究。關於史料，由於沒有專門的曆史記載，我們隻能從《左傳》、《楚史》等史籍上尋求側麵佐證。而關於曆史實物遺存，我們有一部分，但沒有得到發掘。在漢水上遊有著大量的古文化遺存，如古麇國都、韓家洲古戰場、安城春秋古銅礦遺址等，都沉寂在地下，無人問津。這無疑是漢水文化研究史料資源的一大浪費。
四、漢水上遊古庸國、麇國曆史文化遺存現狀
沿漢水上遊古庸國、麇國境內分布著大量古文化遺存，庸國（竹山縣）境內的楚長城遺址、霍山文化遺址，麇國（鄖縣）境內的庹家洲遺址、安城古銅礦遺址、韓家洲古戰場遺址等，已經初步探明。
霍山遺址位於竹山縣城東南約1.5公裏的“護佛寺”旁。1973年，霍山中學擴建運動場時發現該遺址。當時出土標本以石器為主，石刀柄把部位均施鑽孔工藝。刃部、尖部仍十分鋒利，形器造型美觀、工藝精湛。經中科院，湖北省博物館有關專家鑒定，該遺址為新石器晚期遺址，為龍山文化。
楚長城遺址位於竹山、竹溪境內，春秋以前屬庸國，楚莊王在與諸侯爭霸的過程中，滅亡占領了庸國，為北上爭霸創造了條件。為了防禦的需要，楚國在竹溪經旬陽、竹山，蜿蜒千裏，經河南鄧縣、內鄉、嵩山、魯山、舞陽、方城等地，直抵泌陽，修築了一條防禦工事，這是我國最早的內長城。竹溪縣境內古長城遺址有：縣城西北45公裏的鐵桶寨處向東延伸50公裏左右，到竹山縣境內，與陝西、白河縣界嶺相接。除鐵桶寨外還有三處，即關埡子、柳樹埡、王家溝一帶，沿線殘存古城牆，經曆千年變遷，破壞嚴重，但遺跡尚存，有些地方，古長城遺存還比較完整。
楚子墓位於竹山縣城西約40公裏的麻家渡鎮劉家灣村，“玉皇閣”附近。清同治版《竹西縣誌》記載“春秋時楚子之上庸卒葬於麻家渡”該墓封土，原高約5米，直徑7米，於1975年平整地時挖平。墓葬處地表有明顯的五花填土，葬法為豎穴木槨土坑式。
另外，筆者在2003年夏，沿渚河上尋至餘河時，發現了一些古棧道遺跡，有石門、石階等，均位於河溝地帶，遭水流衝刷嚴重，但有一部分印跡相當清晰，清楚地顯示出，這是古代行軍時所鑿的古棧道，這引起同行者陳誌忠先生的高度關注。他長期從事漢水文化研究，對這類遺存十分敏感並準備在漢水文化研究會年會上專門提出。關於這一遺存是否是古庸國行軍古棧道，還有待於進一步考證。
古麇國境內的文化遺存，則更為豐富，以庹家洲遺址為例，它位於漢水南岸二層台地，麵積3萬平方米，堆積層3米，采集的遺物有陶器，質地細膩，有紅邊灰腹紅頂碗，表麵磨光的斂口或直口缽，繩紋、弦紋和夾砂圓稚形鼎足。石器有磨光的石斧。骨器有骨鏃、殘角矛等。遺址迭壓著仰韶、龍山、周代三種文化。該遺址遺物堆積很多，20世紀70年代改地時期，農民經常在田間發現銅鼎、銅劍等物。由於當時當地部門尚無文物保護意識，出土文物多被毀壞。據考證，古麇國都即在庹家洲遺址附近，肖家河村。由此，這裏是一處研究古麇文化的重要遺址。
安城古銅礦遺址位於鄖縣五峰鄉，安城區與庹家洲遺址緊鄰。該銅礦遺址屬洞穴式礦井，出入口有兩處，一處在山頂，另一處在山腰，兩洞口相距百米，山腰處洞高2.5米，寬0.8米，深65米；山頂采礦洞穴呈傾斜坡狀，深約80米，洞**有條狀、雞窩狀采礦痕跡。整個采礦遺址麵積約6萬平方米。據湖北省第五地質大隊一位工程師鑒定，屬春秋戰國時期，為漢江中上遊目前發現的唯一一處保持完好的古冶銅遺址。此銅礦是否屬麇國開掘還有待於進一步考證。
韓家洲遺址屬古戰場遺址，它位於漢江最大支流堵河入河口處。韓家洲位於江心一自然島，四麵環水，麵朝堵口，故人名之“堵陽”。遺址麵積0.18平方公裏，春秋時期為古麇國之東大門，也是由漢江入堵河至庸國的必經要地，為兵家所必爭。所以在韓家洲一帶戰事十分頻繁。至今古戰場遺跡仍清晰可辨。洲上沙土症岩石下經常發現古戰場遺物，百家姓也多收藏著祖輩傳下的古兵器。鄖縣博物館現珍藏著韓家洲出土的戟、劍、鏃、箭等古兵器100多件。銅紡、銅缽、銅盆、銅鏡、商瓦口沿陶片，花紡矽等物數百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