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章 從祖意未必行祖法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句話不是高務實的“原創”，此處乃是引用。此言出自《詩經·大雅·文王》，本是一組歌頌周文王的詩篇，其開篇雲：“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這話的大意是：周文王神靈在天，光明顯耀。周雖然是舊的邦國，但其使命在於“新”。這裏的“新”，既可以作動詞，表示“革新”；也可以作形容詞，表示保持一種常“新”的狀態。
眾所周知，周國的曆史很悠久，故此處稱其為“舊邦”。商朝後期，周成為商朝政權下的一個強大方國，臣服於商，但商對它並不放心，曾囚禁文王於羑裏。傳說中“文王拘而演周易”，就是這時候的事。
文王回到周國後，一方麵發展生產，另一方麵擴張地盤，久而久之，國力大增。到他兒子武王時，已經強大到“天下三分有其二”，終於滅了商朝，建立周朝。
可以說，周文王是商亡周興的關鍵人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即指周文王帶領周這個“舊邦”崛起建立新朝的曆史功績。到了後來，“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被人們賦予新的含義，形容我華夏雖然是個古國，但其使命卻在於維新，應該並一直通過改革而不斷煥發新的生機。
《詩經》是孔子非常推崇的古籍，因此其“官方地位”也很高，高務實引用這句話作為自己改革的依憑之一，至少從“理論”上很難被反駁。
事實上，要從其他方麵找依憑也不是不可以，比如高務實的本經是《易》，而《易經·係辭下》中就有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裏的核心便是“變”。
為什麽要變呢？因為要適應。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是在發展的，各方麵的情況是永遠處在變化之中，你若不變，就很可能適應不了，就會出亂子。
你三歲時穿的衣服，到了三十歲時難道還能穿嗎？
如果說《詩經》的地位雖高，畢竟還不夠“正統”，怎麽辦？
沒有關係，《禮記·大學》中也曾記載，說商湯王在浴盆上刻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銘文，用以提醒自己要及時反省和不斷革新。
自朱熹將《大學》與《中庸》、《論語》、《孟子》合編注釋，稱為《四書》之後，《大學》早已是儒家主要經典之一，也是當今大明科舉“必考科目”。大明民間雖有學人反對程朱理學，但至少還沒人跳出來反對四書本身，所以高務實並不擔心沒法給自己的改革找到依據。
至於他剛才提到的另一句“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則是出自《商君書·更法》。這句話就說得更加直白而且直接，意思是治國之道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隻要有利於國家，就不一定非要拘泥於古法舊製。
《更法》是《商君書》中的第一篇，主要反映商鞅反古易禮、推行新法、施行新政的變法思想。高務實在此引用是有深意的，而且他確定眼前這兩位同僚肯定能聽懂——都是堂堂進士老爺出身，總不可能連《商君書》都沒讀過。
具體到《更法》這一篇，它是以對話的形式，記錄了秦國變法前夕，商鞅同甘龍、杜摯針對“是否變法”這一問題在朝堂上進行的一次論戰。
當時秦孝公首先提出議題：“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
甘龍首先表態，說“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杜摯也表示說“法古無過，循禮無邪”。
商鞅當然反對甘龍、杜摯這樣的論調，於是反問二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複，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製禮。禮法以時而定，製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
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修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
這便是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論斷，它表達了堅持變革，反對因循守舊、勇於進取的革新精神。
商鞅通過總結曆史經驗教訓，指出了夏、商、周三代禮製不同，但都稱王天下；齊桓、晉文等之所以稱霸諸侯，也是因為各自法度不同——如果各國法度一致，憑什麽就是他們稱霸了呢？因此商鞅論斷：治理國家沒有一成不變的方法，隻要對國家有利，就不妨大膽改革，無須效法什麽古製。
為什麽高務實忽然要拋出這兩句話？因為這兩句話這就是他為實學派找出來的“政治綱領”——什麽叫實學派？心學也自稱是“道德實學派”，我們如何與他們區分開來？
這就是區分。
我們這個實學派是經世致用實學派，講究的是做實事、求實效。做得好與不好，不是看口號喊得響不響亮，聽起來高不高尚，我們是要見真章的。
什麽是真章呢？
高務實稍稍停頓，道：“實學派走到今日，有些目標必須要更加明確了。我們不是為了與誰爭權、奪利，我們的目標是至少要在天下承平的基礎上，讓朝廷有更強大的財力來維持軍力之盛，保護大明百姓之利益不受侵犯；要讓朝廷有餘力興修水利、賑濟災民；要讓民間經濟日益充滿活力，百姓安居樂業，不挨餓、不受凍；要讓商人在繳納一定賦稅的基礎上合法經營，不受惡意盤剝，不受惡意欺淩；甚至我們還要讓更多的人能夠習得聖人教導，懂得禮義廉恥，懂得自立自強。”
程文還能理解高務實提出這些主張的用意，而胡執禮雖然也對他的說法感到高興、心中認同，但也難免懷疑他在自己麵前提這些的意圖。
強逼著自己在腦海中拋去高務實這番話裏那些煽動性很強的理想，胡執禮注意到高務實在這裏居然也提到“商人”。
之前高務實說，他要打擊奸商，此處卻又說要保護商人“不受惡意盤剝、不受惡意欺淩”，這……到底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然而高務實宛如學成了佛家的“他心通”，風輕雲淡地繼續道：“雅齋公是不是有些猶疑，我何以一邊說打擊奸商，又說保護商人？”
胡執禮確實懷疑，但高務實既然問了，他也不好直言，隻好答道：“想必司徒以為商人也有好人？”
這話倘若在後世說出來，肯定惹來一片罵聲：什麽叫想必商人也有好人？難道商人全是壞蛋？
沒錯，後世不會認為商人全是壞蛋，合法做買賣的商人肯定占絕大多數，這才是事實，也是主流觀點。
然而這個觀點在大明並不“主流”，主流的觀點是“無奸不商，無商不奸”——奸者，奸詐也，顯然不是個褒義詞。
如果隻是民間持這樣的觀點，那還好辦，關鍵是大明的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也是極端仇商的人，這就導致官方層麵也不得不長期跟隨這一“傳統”而抨擊商人，縱然到了現在這個時期，很多官員的背後都有大商人的影子，但至少在官麵上他們仍要時不時對商人表達一下鄙夷之情。
嘴上說不而身體很誠實，這又不是什麽奇怪的現象。
然而高務實想要改變商人的地位，朱元璋的極端仇商卻是一個繞不開的坎。
雖說“重農抑商”是中國曆史上大多數王朝的基本國策，但是朱元璋開創的大明王朝卻是打擊商人最嚴重的。
那麽，為什麽朱元璋相對於其他開國皇帝，是最打心底裏仇視商人呢？高務實認為主要原因應該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朱元璋就是窮人出身，且直到做了皇帝，對於早年的記憶也依舊無比深刻。
老朱是最底層的窮人，別說上不起學是肯定的了，他早年又是放牛又是當和尚，結果鬧饑荒時連和尚都當不下去，隻能去沿街乞討。
那個年代的仇富心理幾乎是根深蒂固在每一個窮苦人民的心中的。對於吃不上飯，隻能沿路乞討的朱元璋來說，他非常想不通，想不通為什麽那些富人、商人越是在鬧饑荒的時候，還越要抬高糧價，甚至寧願倒掉、給家裏的雞鴨豬狗吃，也不願意施舍給貧民百姓。
咦，這個劇情似乎很熟悉：資本家傾倒牛奶、淹死牲畜、點燃棉花……大蕭條和羅斯福新政，這可是高中曆史必修啊。
太有畫麵感了，這不就是同一出戲嗎！
可是，這事的論證結果真的是“資本家乃萬惡之源”麽？恐怕不一定，這是市場經濟規律所導致的，無論古、今、中、外，其實都一樣。
然而市場經濟理論對於朱元璋而言既沒有聽過，大概也不認同，他一直把自己當做窮人的代表，而在窮人眼裏，這個問題的根源就很簡單：根源就是他們這些可惡的商人，他們沒有絲毫的同情心，眼裏隻有錢！
那怎麽辦？窮人隻能選擇造反，所以朱元璋在當了皇帝之後，也是一個處處維護農民，想方設法打壓乃至於反過來剝削商人的“農民皇帝”。
翻身農奴把歌唱嘛，這種心態完全可以理解。
至於第二個原因，則在於他的主要對手張士誠、方國珍都是商人出身。
張士誠、方國珍這倆人都是鹽販子出身，張士誠在江浙一帶自稱吳王，因其為人慷慨仗義，在當地百姓之中有很高的威望。即便後來朱元璋打敗了陳友諒，實力大增，但江南沿海地區的人們還是更中意張士誠，反而對朱元璋這個“土老帽”不屑一顧。
並且更糟糕的是，張士誠還來了個誓死不肯投降——當時朱元璋好說歹說，張士誠都不肯答應。走投無路之下，竟然還是選擇了自縊，表示士可殺不可辱。可想而知當時一心希望得到江浙一帶民心擁戴的朱元璋有多麽惱羞成怒。
至於方國珍，看看朱元璋對他的評價就知道了：“方國珍魚鹽負販，呰窳偷生，觀望從違，誌懷首鼠。”——這個人就是一會兒降元一會兒反元，一會兒降朱一會兒反朱，十分不講信用。
那麽推而廣之，朱元璋得出的結論就很明顯了：但凡商人都不是好東西，全是些混賬王八蛋，根本無可救藥。
眾所周知朱元璋是個喜歡遷怒的人，因此朱元璋甚至對於“盛產商人”的江浙一帶整體都很惱火，以至於在開國後，在其他地區都輕徭薄賦、免租低稅的情況下，卻惟獨對江浙百姓課以重稅。
隻不過他在這事上搞混了一個概念，導致某些很搞笑的陰差陽錯：他當時不承認商人身份，導致不承認“商籍”，而既然商籍都不是朝廷所承認的，那麽商稅自然也就收無可收。
結果這重稅不僅沒有“害”到江浙一帶原有的商人，反而逼得那一帶原本不是商人的很多農民也紛紛“改行”，幹脆一不做二不休去從商了。
這也是為何原本的“蘇湖熟，天下足”變成了“湖廣熟，天下足”——種糧食不劃算了啊，我種桑養蠶多好？再不然，那就去跟著人家當“倭寇”，做那無本生意算了！
“窮則變，變則通”，江南百姓哪怕沒讀過書，但這道理顯然大家都懂。
問題的根源是找出來了，可是要怎麽改變呢？高務實又不會招魂，不可能把朱元璋從孝陵裏請出來，跟他把這些道理掰扯明白。
那就隻有雙管齊下，一是拿儒家經典為自己的做法找理論依據，二是順著朱元璋的意思念歪經。
前者他方才已經簡單闡述過了，程文和胡執禮肯定都懂。後者他其實也頗有經驗——他此前搞“軍工私營”和上《紓驛路疏》時都幹過。
一言以蔽之：吾欲從祖宗之本意，未必行祖宗之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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