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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章 道統之爭(上)

  派係大了,地位高了,一些事就沒有那麽容易快速做出反應。就如同此次潘晟突然選擇站隊心學派,實學派的反應就不算太快,直到半個月之後的重陽節,許國才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選擇再一次開會。


  中國自古有尊老的傳統,不過此時的重陽日還不僅僅是尊老,更有一項傳承千年的活動,便是登高。


  在京的實學大佬們則在前幾日得了見心齋送來的請帖,請帖都是統一製式的,上書:“九月九日,登高萸觴。香山白玉,靜候蒞臨。”


  “香山白玉”是近年來被好事之人稱為“神京新景之最”的一處景致。這地方對外人來說頗為神秘,但對高務實而言就司空見慣了,因為說的就是他位於香山腳下的見心齋白玉樓別院。


  許國許次輔召集實學派在京官員“私下”會晤,最後卻選址在了白玉樓,這裏頭說明了什麽事,本身就很引人遐思。


  有些人認為,這是許次輔駕馭不住如此龐大派係的體現,所以才最終不得不求諸於掌握了實學派三位黨魁所留“遺產”的高務實。


  有些人則認為,許次輔這樣做,其實也是和當初郭樸、張四維一樣,不得不依靠高務實手中的“高黨嫡係”,這麽做的目的隻是為了表現出他已經取得了高務實的支持。


  又有一些人認為,取得高務實支持隻是表麵現象,實際上“重陽大會”選定於白玉樓,說明的是高務實已經完成了實學派內部的“篡權”——現在的許次輔其實已經控製不了龐大的實學派,實學派的大權已經轉移到了高務實手中,許次輔不過掛名而已。


  甚至還有陰謀論者信誓旦旦的表示,白玉樓“重陽大會”是高務實定下來的,許次輔乃是被迫答應,搞不好這就是一場實學派內部權力鬥爭爆發的大會,高務實一定會想辦法在這次大會中取得實學派的實際控製權,以侍郎之身力壓次輔。


  高務實本人也聽高陌轉述了神京官場的這種種傳言,隻不過他對此根本不屑一顧。


  力壓次輔?


  我為什麽要壓他?許次輔是我的敵人嗎?


  顯然不是。


  他是我高某人的師兄,是現在實學派的招牌門臉,我力壓他做什麽?吃飽了撐的?

  是,許師兄這個人,論個人風格,的確不像前三位實學派首輔那樣分明。


  他不像高拱那樣銳意進取,凡事隻要認定,永遠都敢為天下先;他不像郭樸那樣仁厚,對皇帝忠心,對同僚誠心,對下屬關心;他也不像張四維那樣外柔內剛,看似好說話,實際上你忤逆他一下試試?回頭就給你好看。


  許國這個人,正是典型的儒家官員。他有理想,但不追求唯我獨尊,對於一些簡單好辦的事,他表現得很熱烈。對於一些比較麻煩、很難判定影響的大事,他則有些猶豫,更傾向於暫時妥協,以圖後效,避免在他主政時激化衝突。


  具體到這次潘晟事件,許國在聽了高務實的分析之後,就傾向於保守——也就是靜觀其變,暫不應對。


  他的理由是,潘晟以前雖然相對而言略微傾向於實學派,但那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首輔為實學派之人。而且潘晟也隻是略微傾向,他至始至終都不算是實學派的人,而是個中立派。


  如今,雖然潘晟倒向了心學派,但隻要靜下心來想一想就會發現:那又如何呢?實學派本身的力量沒有受損。


  許國認為,在實學派三位首輔接連當政的時代過去之後,眼下不管大家願意不願意,實際上都已經進入了心學派為首輔的新時代。在這個新的大局之下,實學派首先要做的應該是確保派係內部的團結,確保整個實學派官員仍能堅定信念,繼續以推進改革為目的,而不是陷入黨爭,忘記了昔日高文正公再三強調的“一切為了做事”。


  然而很可惜,高務實隻承認他的想法足夠崇高,卻不看好這樣做的前途。


  高務實一貫認為,派係鬥爭的本質就是戰爭,而且是不得不應戰的戰爭。


  派係鬥爭和他操控和平“演變”土默特、拉攏勳貴放棄“土地財富”而轉為“海洋財富”等等事情都完全不同。


  後者都是技術手段可以解決的,因為它們不涉及什麽政治理想,涉及的隻有利益,或者說利益的重要性遠遠大於所謂的政治理想。


  派係鬥爭就不同了。實學派也好,心學派也罷,按理說都是儒家,算起來甚至都還批著理學的皮,可是它們之間的矛盾偏偏是不可調和的。


  在中國學術界,關於實學的性質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而在中國思想史上,實學是一個被廣泛使用的概念。


  中國所謂實學,實際上就是從北宋開始的實體達用之學,是一個內容極為豐富的多層次的概念。它既包括有元氣實體哲學,道德實踐之學,又有經世實學和實測實學,還有考據實學和啟蒙實學等等。”


  實學的主要內容是什麽?高務實以為可以歸結為三點,即“崇實黜虛”、“實事求是”和“經世致用”,這三點構成了實學的精神內核。


  儒家文化中的實學精神,其源頭還可以再向上追溯,如陸九淵所說:“人無不知愛親敬兄……此唐虞三代之實學。”從儒家整理、修訂的古代經典中,可以看到實學精神是如何逐步發展起來的。


  如高務實的本經《易經·泰》六四就說:“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泰卦六四的爻辭是說家中本不富裕,但偏要向鄰居吹噓、炫耀,這是一種“失實”的心態,應當引以為戒。


  類似“尚實反虛”的思想,在三代的曆史文獻中還有許多,當時雖沒有實學這樣一個詞匯,但是日後實學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卻於此時正在凝聚生成。


  春秋戰國是中國的“軸心時代”,傳統宗教的瓦解造成了社會上極大的精神空白,致使諸子百家蜂擁而起,紛紛提出自己的治國主張。


  孔子所開創的儒學,正是先秦諸子中影響最大的流派之一,由孔子揭櫫的“崇實黜虛”的精神方向,奠定了中國實學文化的基礎。


  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凡是對於不能實證的東西,孔子都給予存疑的回答。麵對古代宗教所遺留的龐大遺產,最虛幻的東西的就是彼岸世界了,於是“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雖然沒有徹底否定彼岸世界的存在,但是他強調自己治學的重心在於“知生”、“事人”。因此在此岸與彼岸的關係上,孔子主張“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也就是說,精明的統治者雖然尊敬鬼神,但要與鬼神保持距離,將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現實的世界中。


  儒家哲學的入世傾向,是“崇實黜虛”精神的必然結果。在探討現實社會政治發展規律的過程中,孔子所倡導的也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


  他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求學應當具備客觀的態度,不能以自己的主觀想像替代實際的學習。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學習不是為了知識而知識,將學習當成一種智者的遊戲。


  先秦諸子與古希臘哲人的重要區別在於:促使他們進行研究的動力不是形而上的興趣,而是生逢亂世,救國救民的憂患。所以孔子一向強調“學以致用”。


  例如他要求學生學習《詩經》,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學習《詩經》意義重大,甚至到了“不學《詩》無以言”的地步。


  但是,學習《詩經》絕不是僅僅為了個人的欣賞或消遣。孔子指出:“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即使把《詩經》背誦得非常準確,但是授予政權不會行使,派往列國擔任使者,在談判的時候不會對答,那學習再多又有什麽用呢?所以孔子特別強調“學以致用”,他說:“君子學以致其道。”


  實學精神是儒家文化中的一種基本傾向,而且具有普世性的價值,這可以從儒學幾千年的發展中得到證明。


  從西漢到東漢,儒生們過度開發了儒學內部外在超越性的思想資源,致使社會上出現了“虛飾浮誇”的學術空氣。今文經學離題萬裏的“微言大義”,古文經學日趨繁瑣的“訓詁考據”,都背離了儒學關注社會現實問題的治學旨趣。


  東漢王充一部《論衡》,就是針對社會虛浮弊病發出的戰鬥檄文,“實”與“虛”可以說是全書出現頻度最高的關鍵詞。王充還對社會上所以會產生這樣多虛浮之詞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根子就在於迷信儒家聖賢留下的所謂經典。


  他說:“世信虛妄之書,以為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並謂短書,不可信用。”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高務實在檢索經史子集文獻時,發現最早將“實”與“學”兩個概念連用的也是王充。


  他說:“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偽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


  當然這裏所使用的“實學”概念與宋明以後學者的用法還有區別,此處的“學”是一個動詞而非名詞。但是誰都知道,漢語的語法是不嚴謹的,各種詞性可以相互轉換,後世的實學就是從這些詞匯中發展而來。


  王充偶然用到實學一詞,一方麵說明當時實學還屬於儒學的一種精神傾向,尚未形成穩定的學術流派;另一方麵王充力辟經學發展過程中的各種“虛妄不實”的錯誤,也就是在開拓實學。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國佛教、道教發展的高峰時期,儒學發展相對停滯。宋明理學要恢複聖王的“道統”,必須重新振奮儒家原有的實學文化,故又一次在思想界掀起了“崇實黜虛”的文化潮流。


  宋初儒生胡瑗首先舉起“明體達用”的旗幟,反對社會上“尚聲律浮華之詞”的不良學風,後來被黃宗羲稱為“篤實之學”。


  以後,張載主張“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惟太虛無動搖,故為至實。”他以“太虛即氣”的元氣本體論思想,反對佛老宗教思想中的空無。


  二程則說:“夫誠者,實而已矣。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實有是用,故實有是心;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他們把萬物的規律看成天地間的實理,以此反對佛老超自然、超人間的宗教學說。


  朱熹發揮二程的“實理論”思想,指出:“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虛。”一時間“崇實黜虛”成為宋明思想界的主要話題,“實學”一詞頻頻見諸於當時思想家的著作中。


  當時思想家所反對的“虛”就是佛老,這一點並沒有疑義,但是要倡導什麽樣的“實”,各家的見解並不統一。


  高務實覺得,程朱陸王注重對儒家內在超越精神的發展,注重本體論的研究和心性道德的修養,所以他們的實學可以稱為“道德實學”。


  而王安石、李覯、陳亮、葉適、王廷相(注:大家注意一下這位,他對高拱的實學理論和實踐影響很大,一般看法都認為高拱就是王廷相經世實學思想的繼承者和實踐者)等人則側重於儒家的事功思想,他們的實學可以稱為“經世實學”。


  高務實對於“道德實學”是沒有太多好感的,他從穿越以來一直都認為“隻有實學可以救大明”,這裏的“實學”其實指的就是“經世實學”,也就是高拱傳承自王廷相的實學。


  可是,“經世實學”怎麽就和陸王心學嚴重對立,以至於高務實認為這個矛盾不可調和了呢?——

  PS:這一章講實學尤其是經世實學的本質,可能又要被認為我水字數了,但我今天動筆前想了足足一個小時,還是認為這一章非有不可。


  本書的核心,從始至終就不是裝逼打臉之類的事,這一點諸位能看到今天的讀者應該都可以感覺出來。“經世實學改革”才是本書劇情推動的根本內核,因此我必須找一個節點把實學精神說明白,把它與晚明時期的陸王心學“道統之爭”的根由說明白,否則全書的所有內容就都成了空中樓閣——書中這些人為什麽要爭?

  因此,不僅這一章,連帶下一章我也還要把陸王心學的相關問題講一講,然後雙方對比一下,解釋一下高務實的做法根源。不過整個“水字數”的篇幅就是今、明兩章,後續我就不會集中講述了。


  對於“不愛看理論”的朋友,今天這章我忘了提前說明,非常抱歉,但明天的一章您可以不訂閱,直接跳到後天的實學派高層會晤,對於“直接劇情”影響應該不會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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