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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打擊紳權

  1916年的4月到5月間,南北雙方基本都停止了軍事行動,開始了一輪漫長的電報談判戰,在此期間,又放生了陝西獨立事件。 

  在北方,陝西是北中國唯一獨立的省份,不過卻是反袁運動中一幕醜劇,獨立成為地方軍閥爭權奪利的手段,為首的人便是李默涵在陝西追擊白朗時認識的陳樹藩。 

  在白朗入陝時,陝西將軍陸建章就是賴陳樹藩這員戰將保衛西安,當陝西民軍紛紛起義反袁時,陳樹藩的部隊與各路民軍早有聯絡,因此引起陸建章的猜疑,把陳由陝北調赴陝南,陳就舉起反袁大旗,陸建章的長子陸承武(第一旅旅長)自告奮勇,統率所部擊陳,不料在富平一戰,這位陸大少爺竟被陳樹藩所部營長鬍景翼活捉。 

  陳樹藩就把陸承武當作人質,脅迫陸建章宣布獨立,陸建章表示願意自動離開陝西,於是陳樹藩乃發表獨立通電:「樹藩以辛亥以來,民力枯竭,不忍發生戰事,重困吾民,力持鎮靜,數月於茲,乃南北協商,久無效果,而陝民對陸督軍之貪暴行為,積怨久深,一發莫遏,致郡邑連陷,遠近騷然,加以陸部所至,擾亂更甚,同種相殘,殊悖人道,樹藩情不獲已,因於月之九日在陝北蒲城以陝西護**總司令名義正式宣布獨立,期促和議之進行,謀吾陝之治安,風聲一樹,義旅全歸,今已駐軍三原,與陸軍切實交涉,令將所部軍隊繳械退出陝境,陸已承認,樹藩明日即進駐西安受降,預備建設一切!」 

  陳樹藩就任陝西護**都督后,就把自己所稱陝西護**總司令一職讓給陸承武,5月20日陸建章離開西安時,就把他在陝西將軍三年任內所搜括的幾十箱財物帶走,才出了西安城,就被陳樹藩所屬的部隊劫去,后來由陳樹藩親自出面才追回了一部分,並且派兵護送陸出境。 

  在山東,居正發布通電:「孫中山先生、唐少川先生、肇慶岑雲階先生、雲南唐都督、貴州劉都督、廣西陸都督、浙江呂都督、四川蔡總司令、百色李總司令公鑒:戎事方始,南服粗定,撻伐未張,凶逆無恙,和議屢傳,日月坐荒,辜中原父老之望,灰海內壯士之心,縱使和平解決,草率就事,豺狼雖去,狐狸猶存,共和之實不舉,革命之禍無窮,內訌屢起,元氣愈傷,一時姑息,萬劫難復,悵望來茲,能無泣下,今我師崛起青齊,逼近京國,暫住濰邑,屢下名城,士有死心,人無生志,獎率三軍,以候明教,戮力同仇,靡有二心,區區之忱,當希鑒察,駐濰東北軍總司令居正叩!」 

  另外一方面,由於看到護**聲勢浩大,原來屬於中華革命黨東北軍序列的吳大洲忽然改換了旗號,把自己的部隊改稱為山東護**,自己自稱山東護**都督,據說是桃花山遭遇戰的失敗和薄子明被俘之後,吳大洲被中華革命黨東北軍內部的人追責,吳大洲一氣之下就改換了門庭。 

  隨後吳大洲也以山東護**都督的名義發出通電:「袁賊肆虐,禍我國家,摧挫民權,攘竊神器,普天同憤,萬眾離心,吾人亡命異域,嘗膽卧薪,歷有年所,奈賊祿未盡,天命難諶,空拳徒張,大勛未集,茲幸賊惡貫盈,皇天悔禍,億兆同聲,殺賊護國,吾人恫瘝桑梓,蒿目時艱,獎帥三軍,廓清妖孽,誓使海表雄邦,再睹天日,東亞聖域,重現文明,上報國恩,下盡天職,原非得已,豈曰佳兵,凡我同胞,允宜共諒,謹此露布,山東護**都督吳大洲,歌,印!」 

  不過,就像當初武昌起義時把黎元洪拉出來當首領一樣的幼稚,革命黨人這次又把寶押在了已經幾乎窮途末路的山東都督靳雲鵬身上,他們要求靳雲鵬發布通電,宣布山東獨立反袁。 

  靳雲鵬龜縮在武定府內,見民軍力量極大,不敢拒絕,乃用緩兵之計,他偽稱極贊成倒袁,但山東不能和雲南、貴州相比,何況地理上又不毗連,沒有獨立的必要,只有敦促袁下台,如果袁不答覆,山東全省軍政界人物就以總辭職來對付袁,當前為了地方安靖,民軍應各守原防,如果侵犯政府軍防地,政府被迫只好兵戎相見。 

  靳雲鵬在北洋軍系中,和馮國璋、段祺瑞有密切關係,甚至是段祺瑞皖系的四大金剛之一,洪憲帝制后,他們都對袁離心離德,當山東民軍力量逐漸強大后,遂藉此致電勸袁世凱辭職讓賢,如果沒有滿意答覆,只好宣布獨立,5月29日袁召靳雲鵬入京討論退位問題,靳雲鵬奉命即行,走到半路上就被袁下令免去其督理山東軍務一職,改派第五師師長張懷芝繼任,這一來山東的獨立就流產了。 

  當消息傳到濟南、徐州的時候,李默涵不得不佩服革命黨真是好了傷疤忘了疼。 

  「這些革命黨,真是上不完的送死當啊。」李默涵一面嘲笑革命黨的幼稚,一面讓秘書處發電報給蔣方震、肖文龍和馬遷安等部,命令他們就地駐紮,停止軍事行動,並在當地積極地、全面地開展、廢除厘金、三七五減租和土地贖買以及修築公路等措施。 

  在**體制下的高效率立刻體現了出來,行政命令通過逐級下派,很快就落實到每個執行單位,但是,在這樣的模式下,不免產生一些執行方式上的簡單粗暴化傾向。 

  「鄉民暴動,為了遷墳。」果然,不久之後,李默涵就收到了濟南肖文龍發來的電報,說周村發生了因為修公路要遷走百姓祖墳引發的群體**件。 

  道路施工基本建設水利河工城鎮規劃都不可避免的涉及拆遷佔地,有時要佔用耕地,有時需要遷走一些墳墓,俗話說活人都好說話,唯獨死人難辦,在商丘和徐州都發生過類似的事情,只是商丘是李默涵經驗多年的老巢,有一定的群眾基礎,政府的威信也高,而且遷移的新墓地都是好風水的新址,都是幾名有聲望的風水先生聯合選定的,所以一般能順利的處理好這事,徐州、海州一帶,則因為是國家黨控制的核心區域,對此一般採取軟硬兩手,一方面採取強硬的手段,一方面輔以其他工作,加上優惠的補償措施,一般都能很好的解決,但是類似山東周村這些新到手的地盤,這種工作的開展就不是這麼簡單的了。 

  同時,如果只是周村一處兩處的還不至於引起李默涵的重視,問題是這次事件鬧大了,周村附近博山、長山、張店等地的民眾聚集了數萬人,包圍了施工的建築隊和民工的駐地,甚至還搗毀了新修建的路基,橋樑涵洞,工地上囤積的鋼材、水泥等一些物資也被哄搶,很多挖掘機、卡車也被損毀。 

  可是造成這次事件的導火索並不是非嚴格意義上的遷墳,而是附近村人怕公路的開掘破壞了祖墳的風水,更嚴重的是,事態發展到后來,演變為破壞膠濟鐵路鐵軌的破壞活動。 

  好在肖文龍學足了李默涵的鐵腕手法,出動軍隊抓捕了一些鬧事的首惡后,迅速的平息了騷亂,其實所謂「暴民」除了極少數的領頭鬧事的骨幹分子,絕大部分是裹挾而來的普通民眾,當然不排除其趁火打劫渾水摸魚撈點好處的心思,不過,根據軍情處魯明送來的報告,這次群體**件是有人在背後挑唆的,就手頭已經掌握的情報來看,周村、博山、長山一帶的紳士大多參與其中,國家黨在山東執行的三七五減租、土地贖買、廢除厘金等制度,不同程度地觸犯了這些紳士的權益。 

  總體而言,明清兩代地方基層的控制權掌握在紳權那裡,之所以清末紳權突然得以跋扈卻是與紳權近代的三次大擴張就開始於那個時期。 

  太平天國起義和捻軍起義,清朝的八旗綠營軍無能,只得依靠各地士紳辦理保甲民團,紳權迎來第一次大發展,南方甚至出現了紳士的地方割據勢力,北方差點,但各地的車馬局急工局等地方政權機構都被紳士控制,乃至田賦開徵也有紳士設局控制,這還是在北方紳權弱於南方的局面的情形。 

  清末的自治運動和立憲運動使得紳權迎來了其法律上的地位和作用,1908年,清廷頒布法律,城鎮鄉的學務衛生道路水利農工商務慈善公共事業,自治經費的徵收使用以及個地方俺習慣原委諸紳董處置的事務一概屬於自治範圍,由紳士自治。 

  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紳權擺脫了最後一道枷鎖的限制,即皇權的限制,達到了頂峰,所謂地方基層的政權,族權,紳權,夫權其實是四權合一為紳權,政權由紳士把持,族權同樣如此,而夫權可能只有紳士有資格享有夫權,當然作為政權族權的代理人,紳士也是監督夫權的執行者。 

  清末民初,縣以下的基層行政組織已完全被紳士控制,當時,一縣分為若干鄉,一鄉分為若干圖,各鄉置鄉董一名乃至二三名,各圖設圖董一名至二名,鄉董、圖董概由地方紳士中選出,呈請縣令委任,橋樑道路的修築、水利工程的修建、慈善事業的經營,隨時由圖董協議,得鄉董的同意而執行。 

  無利不起早」,無論官權紳權都為的是私利,地方自治事務中善堂,積穀,修路,造橋,辦學等但凡有利可圖的事務照例由紳士擔任,屬於非常事務的,如開辦鄉民團,救災賑濟,丈量土地,舉辦捐稅,處置攤派之類事務也非得紳士領導不可,負擔歸民眾,利益官紳合得。 

  但是,李默涵所奉行的國家主義,主要的執政手段或者說政治觀點,就是強化政府職能,有國家統一安排各種政治、軍事、經濟資源,簡而言之就是強化主幹,弱化枝葉,強化官權,弱化紳權,無論是三七五減租、土地贖買后的再分配或者是建立生產兵團式的國營農場,無一例外都是強化國家機器對人民的直接控制,這就直接觸犯了一直以來與官權爭奪陣地的鄉間紳士們的利益大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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