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 三方反直
曹錕以賄選手段,使自己登上了夢寐以求的大總統「寶座」。就職后他發表文告云:「錕軍人,於政治初無經驗,今依全國人民付託之重,出而謀一國之福利,深思熟計,不勝兢惕!所私幸者,國家之成立,以法治為根基;總統之職務,以守法為要義。歷任總統,皆系一時之彥,只以國家根本大法未立,無所依據,未克實施。錕就任之時,適在大法告成之際,此後庶政舉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竊幸遭遇有過於前人也。……當此國事未寧,民生正困,財政竭蹶,軍事未戢之時,瞻顧前途,誠不敢謂有必達之能力。然不畏艱難,出於素性,所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誠而已。近年以來,政治潮流,日新月異,臂之醫者,不願泥古,自囿於方書,不敢鶩新,以國為試驗。語云:『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謹以服膺,施諸有政。」
10月8日,中國國民黨在上海發表宣言,申討曹錕。同日,張漢卿陪同孫中山赴天津致電各國外交團,並請否認曹錕為總統,以大元帥名義下令討伐曹錕,通緝賄選議員,並主持會議,討論討曹事宜,電令段祺瑞、張作霖、盧永祥(時為陸軍第10師師長,浙江督軍,皖系)一致行動。聲明曹錕為僭竊叛逆,以中國全體人民視曹錕之選舉為僭竊叛逆,請各令其駐京代表,避免任何行動可使僭竊者引為國際承認之借口。
鑒於本次賄選,終有兩會議員意志不堅定的緣故,而議員中又有不少國民黨人,甚至如主持本次賄選的眾議長吳景濂都是國民黨人,因此,孫中山話雖說得慷慨,其實底氣不足。倒是各省爭相聲討本省的參選議員,嚴重的甚至開除其省籍,多少給了議員們一點「無顏見江東父老」的懲戒。
曹錕就任即日,即宣布大總統令,統一軍政民政,建立一個完整之國家,號令南北合解-——此時南方護法軍政府已在陳炯明炮擊總統府後業已不復存在,所謂的南方已是東南軍區與桂、滇、黔、川各系軍閥共存之局面。
為了拉攏孫中山,曹錕電請孫中山,準備以孫在內閣任總理為前提,結束紛爭,雙方和解似乎露出一點曙光。
歷史上的明年,發生了第二次直奉大戰,而直系大敗,然後由奉系獨領風騷。在張漢卿的干預下,雖然成功地避免了第一次直奉大戰,但是仍要面對曹錕的賄選-——這在歷史上確有其事,還是不得不要進行這一次的直奉大戰。看來歷史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啊!
張漢卿知道史上第二次直奉大戰之所以奉軍勝利,馮玉祥所進行的「北京政變」起到了關鍵作用。當時直奉兩軍在山海關一線激戰,馮玉祥部趁機在直軍背後捅了一刀,囚禁了大總統曹錕。吳佩孚在前線軍心動搖,方有直系大敗,從此一蹶不振。而奉系後來乘機驅逐馮玉祥,穩佔了北京。
這一幕能否再現,目前關鍵竟仍在馮玉祥。
曹錕賄選的三大功臣,一是馮玉祥,二是王承斌,三是吳景濂。據「奉情局」傳來的消息,曹錕就任總統后,馮玉祥以功高漸露不遜的態度。由於吳佩孚對馮玉祥的仇視和排擠,馮玉祥對曹、吳十分不滿。加上曹錕賄選醜劇,激起全國反對,馮玉祥自然也十分反感。況且馮玉祥對孫中山十分欽佩,本有相機反曹、吳之心。
當時國務總理尚未產生,國務院秘書長張廷鍔擔任府院之間聯繫。一天馮玉祥找到張廷鍔,他就:「直卿(張廷鍔的字)大哥,請陪我去見總統。」張廷鍔以為他是禮貌上的晉謁,就陪了去見曹錕。
怎知見到曹后,馮鄭而重之地說:「初一這天,總統府的衛隊把士兵打了,總統知不知道?如果總統知而不辦,是總統護短;如果總統不知道,是被人蒙蔽。」
馮這話一說,張廷鍔吃了一驚,這豈是一個軍人對總統講話的態度?雖然馮玉祥護短是出了名的,但是畢竟面對的是一國總統哎!
曹錕雖是布販出身,究竟幹了不少的重要職務,見過的世面不為不廣,何況現在已是總統,他在馮報告時本是和藹可親,待馮的話說完,他眼睛一睜,端正而坐向馮說:「煥章,初一總統衛隊把士兵打了,你們身為高級長官,為何不徹底追究懲辦肇事的不良分子,我是總統,這種小事情還要我來處理嗎?我幾時對你們說情維護過總統府的衛隊?」
馮玉祥碰了一個大釘子,為之啞口無言,張廷鍔只好打圓場說:「總統的指示我們立刻去辦,煥章是總統的部下,對總統就像對父親一樣,言語可能過激,請總統原宥。」
賄選次日,張漢卿在姜化南護衛下,秘密去東條衚衕拜訪了馮玉祥。
都說馮玉祥很早就有革命思想,這還是有道理的。老馮做管帶時就和一幫哥們策劃了迎和武昌起義的灤州起義,事敗后,一眾兄弟死的死逃的逃,老馮有陸建章這個舅舅罩著,逃了一陣就又回來原封不動做他的官了。不過馮玉祥在重新吃起北洋這碗飯時還是很賣了一陣力的,無論是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還是蔡萼領導的護國討袁戰,馮玉祥和他的獨力旅都堅定的站在了袁世凱的一方,馮部還因攻佔岳州被老袁授了勛三位,在此次的「賄選」中他也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可見馮玉祥當時還是脫不了軍閥有奶便是娘的本色。
馮玉祥此時正當壯年,是個英武彪悍的典型軍人。他是張漢卿的老對手了:在陝西,是張漢卿將其逐出;在湖北,是張漢卿阻住其南下之路;在安徽,是張漢卿挖了他的牆角。他對年紀比他小了近一半的張漢卿既有仇恨,又有由讚賞轉為惺惺相惜之意,還有反對張漢卿拒不合併人民黨為國民黨一部分、「結黨割據」有乃父軍閥遺風之心。張漢卿對他說明來意並出示孫中山親筆信件時,他卻未做沉吟,慷慨說:「馮某以國事為重,自當遵從孫先生之決定。少帥且安排軍事部署,我部當出其不意,一舉擊潰直系後方。」話雖如此說,馮玉祥對直系的力量還是很忌憚,對即使戰而勝之之後的局勢也有迷惘:張漢卿名義上尊孫中山為首,但能夠保證奉系遵孫中山為首再組政府嗎?
俗話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張漢卿對馮玉祥可是了解甚透。自來都說要想帶好軍對總要有個理念和思想,蔣介石制軍抬出三民主義,閻老四制軍靠的是三國時的忠信禮義,這馮煥章制軍靠的卻是基督教加幫會幫規。
馮玉祥的大哥張之江當時是洪門大哥,他自費印了10000本聖經發給部下,馮玉祥的部下全部成了基督徒,馮本人也就被稱為是基督將軍。當然馮的基督教制軍法絕對敵不過銀無加高官厚碌,這已經被歷史證明了的,張漢卿不想重複去做這項無意義的工作,他所能做的,就是急馮玉祥之所急,答應奉獻100萬兩銀元,以滿足馮玉祥因急速擴軍及吳佩孚打壓后軍餉無法及時發放導致的軍餉拖欠問題。又不裡子又有面子的好事,馮玉祥怎會不做?
此後,張漢卿赴天津會晤段祺瑞。
段祺瑞被直奉兩軍合力逐出北京后,他避居天津日本租界壽街,開始吃素念佛,表面上靜心養性,實際上仍密切注視著政壇風雲,以待復出。當直奉失和時,段祺瑞及時地派段芝貴到東北聯絡張作霖,又派徐樹錚到南方交好於孫中山。才有段祺瑞、張作霖、孫中山結成反直「三角同盟」。
張漢卿熟讀三國,對「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頗有心得。常感嘆世事無常,以一段祺瑞為例而言,之所以在此時要極力籠絡他,僅僅因為皖系雖經大敗,仍有實力,在浙江(盧永祥任督軍)、徐州可威脅直軍后翼。可是不久前,奉軍還在報紙上連篇討伐並通電全國直斥段祺瑞為賣國賊。
之所以復聯合段祺瑞,是因為張漢卿依稀記得正史上在反直成功后,馮玉祥與奉軍又成水火不容之勢。而且孫中山在彼,奉軍花了無數心血得來的戰果,怎能為別人作嫁衣裳,讓孫中山輕易得了去!
他本來崇拜孫中山為革命所做的努力和巨大的聲望,一直要扯虎皮作大旗,連人民黨的宗旨也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但是真的讓孫中山佔了北京城大總統的位置,以四分五裂的國民黨的能力,能夠擔負起救國救民的重任嗎?就連他一廂情願的所謂「民主選舉」,在曹錕的攪和下成了民國的笑柄——但是這次選舉從某種意義上說真的非常「民主」,從始至終沒有任何強迫,完全是各議員自己配合完成了史上最大的選舉醜聞!
可是反直勝利后,奉系也不能撇開孫中山自己做龍庭,那樣奉系馬上就處在風口浪尖。以奉系的實力,還遠遠不夠抵禦列強的不平等要求,以及完成統一全國的大業。而做過三任總理的段祺瑞,是再好不過的扶持對象了。
於是段祺瑞發出通電,同意聯合奉系,共討賄選直系政府。而吳佩孚則請曹錕明發總統令,以吳佩孚為討逆軍總司令,討伐張作霖、段祺瑞。
吳佩孚非等閑之輩,他的直軍雖然只有12個師,但都是身經百戰,訓練得當,戰鬥力絲毫不遜於人民軍與奉軍任何一支部隊。在北臨奉軍,南有人民軍形成兩面夾擊之戰略態勢時,他一面以主力集聚在北方,企圖速戰速決,在將奉軍打回關外后再倚鐵路交通之便回兵黃河以南迎擊人民軍。他暗中聯絡川、滇、黔、桂諸路軍閥,並利誘寧夏省長馬廷勷起兵,力圖在人民軍控制下的西北、西南、東南方向全面發起戰端,拖住人民軍北上的步伐,給直軍在北方最終戰勝奉軍創造有利時間。
雲南、貴州遠偏一隅,兩地環側有桂、川諸路列強,且自身孱弱,對直奉大戰誰勝誰敗並無切身之痛,因此對吳佩孚的遊說虛而不答。他們抱定了主意,誰勝了,誰就是正統的中央,當然在名義上就要服從。桂系自陸榮廷敗退,內部一直陷入紛爭,漸漸地以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新桂系嶄露頭角。李宗仁有政治家的謀略,白崇禧有軍事的敏銳性,人稱「小諸葛」。他們打定了先平定廣西內部,再視形勢伺機而動的方針,因此對吳佩孚所提的只要桂軍在人民軍華南背後發動攻勢,戰後東南各地均在其榖中的大餅僅抱以道義上的支持——因為曹錕已是合法的大總統——至於出兵,軍餉、裝備均不足,請中央給予補給吧。馬廷勷在不得已降張漢卿之後,一直念念不忘「回人治回」。雖然張漢卿控制下的人民軍政府給予了很高的自治權,仍不能滿足其慾望。只是人民軍勢力強大,這個念頭一直隱而不發。吳佩孚所言,正合他意。只是西北人民軍擁有4個師的強大兵力,他只能冀希望於川軍的率先行動,自己也伺機在背後插一刀。
然而因為川、滇、桂、黔各路軍都各有算盤,對強大的人民軍力量均懷忌憚,最終反奉之事只停留在構想中。馬廷勷孤軍當然不敢造次,只得觀望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