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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生活習慣和各種稱謂

  ()提前說明:武周稱謂和年號頗為雜亂,我只能撿通俗易懂的添加,其餘的按白話來寫,為了讓大家看的舒暢,下面的是給大家做了解用的。 

  唐代稱謂 

  說起稱謂,真的是讓我很頭疼的一件事,當時寫冷卻時,根本沒有想過查資料,擬提綱,提筆就亂寫了,後來寫出興趣,才開始認真起來,認識了國學論壇的以為唐代歷史研究老師,向他請教的許多唐代的歷史問題。講到稱謂時,他說:你們這些自以為是作者,什麼都不懂就干寫所謂的小說。什麼叫奴才,什麼叫奴婢,你們知道這個稱呼什麼朝代才出現的嗎?還有大人,怎麼能隨便亂用,唐代的大人專指父親,對官員是沒有這樣稱呼的。還有公子、姑娘,簡直一派胡言,亂七八糟,唐代根本沒有此類稱呼。 

  當時我被抨擊的頗受打擊,於是將全文的稱謂都改過來了,說實話紮實彆扭(我寫的又不是歷史傳記,何必這麼嚴謹)。。。。。。但是後來想想,人老師生氣也是應該的,想我什麼都不懂,也敢寫所謂的小說,真是吃了虧還不知道自己沒文化。 

  唐代時稱呼皇帝多用「聖人」,至於和其親近之人或其近侍則稱其為「大家」,有趣的是在唐代,女子稱呼其婆婆亦呼為「大家」。至於像唐明皇這樣的風流天子,則親近者俱呼其為「三郎」,而呼太真妃為「娘子」;皇太后自稱為「朕」,這個可見《舊唐書·武則天傳》中則天登基之前的談話記錄;至於皇太子,則常被左右之人稱為「郎君」;而太子、諸王有時自稱為「寡人」,這個一可見於順宗為太子時同王叔文的對話,一可見於《舊唐書·永王璘傳》中永王說:「寡人上皇天屬,皇帝友於」;國公會自稱為「孤」,此可見《大唐創業起居注》中,時為唐國公的李淵的講話。 

  而對於太真妃和太子的「娘子」、「郎君」之呼非憑空無據,在唐代,沒有「老爺」之稱,奴僕稱呼男主人為「阿郎」;而稱呼少主人為「郎君」;稱呼主母和小姐俱為「娘子」。但是,「娘子」、「郎君」並非只用於奴僕稱呼主人,旁人見了女子亦呼其為「娘子」,見了少年女子也有呼為「小娘子」者;年長者也會叫少年人為「郎」或「郎君」,像李白的一句詩中就描寫有:一個老人問李白「郎今yu渡緣何事」?然後告誡他「如此風波不可行」。 

  在唐代,稱呼相熟悉的男子多以其姓加上行第或最後再加以「郎」呼之,例如,白居易呼元縝為「元九」,唐德宗曾呼陸贄為「陸九」;而稱呼女子則多以其姓加行第再加「娘」呼之,例如:「公孫大娘」、「李十二娘」等等叫法。而「蕭郎」和「蕭娘」作為普遍的代稱,早是大家所熟知的了。 

  另外,既講到了「郎」,另兩個稱呼也不可不提:當時,女子稱呼丈夫的弟弟為「小郎」;而女婿又被稱為「郎子」,就如《無雙傳》中,無雙家人從小就戲呼王仙客為「王郎子」。 

  說了這麼多,才發現還沒有講到當時的自稱。當時的男子多自稱為「某」,也有謙稱「仆」的,稱呼就比較多了。而女子除了像後來的女子那樣謙稱為「奴」外,更多的是自稱為「兒」,同時,也有女子自稱為「某」的。 

  在唐代,只有宰相才被稱為「相公」,而不像後來那樣用的普遍;中書省和門下省的官員相互之間稱為「閣老」;刺使被尊稱為「使君」;縣令的尊稱為「明府」;至於縣丞等則被稱為「少府」。而他們都常被尊稱為「明公」。 

  另外,看看唐代官場中的相互稱呼和百姓見了皇帝或官員的稱呼,就感到那時人們間的關係遠較明、清時代更加平等:在唐代,「大人」只是作為父親的尊稱,並不用於稱呼地位高於自己的官員,而且下級官員見了上級官員或者百姓見了官員,也並不像後世那樣奴顏婢膝。當時,對於官員的稱呼普遍是呼其官職的,除非是相熟之人可稱其「行第」。宰相見了一個刺使會自稱為「某」,而稱呼此刺使為「某刺使」或者是「某使君」,而這個刺使對宰相的自稱亦是「某」,同樣,這個刺使治下之民稱呼這個刺使,也是「某刺使」或者是「某使君」,而刺使對百姓的自稱亦同百姓對刺使的自稱————「某」。同樣,對於一個侍郎,無論是其長官或是其下級以至於百姓,俱呼其為「某侍郎」,而對於大理寺卿即使是在獄中待審的囚犯,也是稱呼其為「某卿」。即使在公堂之上,百姓若是男子也是自稱為「某」,而女子亦自稱「兒」同常時一樣。 

  例如,像郭子儀這樣地位的人,對給他家修牆的工人講話時,自稱為「某」,而工人回話是也自稱為「某」。 

  另外,百姓見了皇帝,也同百官一樣自稱為「臣」,這可見於明皇逃難時和一蓍老的對話,以及德宗出巡時與一農民之談話。 

  我就唐宋兩朝的稱呼,為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具體的論證附后: 

  唐: 

  皇帝自稱:「朕「。另外,有時候也用「我」或者「吾」 

  別人稱呼皇帝:唐代時稱呼皇帝多用「聖人」,至於像唐明皇這樣的風流天子,則親近者俱呼其為「三郎」 

  皇后自稱:皇太後下制令時,自稱「予」,在便殿見群臣時,則稱「吾」,很多時候也用「我」 

  后妃自稱:在正式場合用「妾某氏等」,「臣妾」也可)平時則用「我」或者「吾」 

  公主自稱:對皇帝,她也是稱「吾」或者「我」 

  皇帝對兒子的稱呼:親昵一點可叫小名,平時可叫他的名或者稱呼其排行,如九郎之類 

  皇太子自稱:平時還是多用「我」或者「吾」,另外對皇帝或者皇后或者時可用「兒臣」,對下人可用「小王」。 

  太子則常被左右之人稱為「郎君」;諸王則被稱呼為「王爺」 

  普通人:男子和女子打招呼,不管是否相識,一律可以稱為「娘子」,年輕一點的可以稱呼為「小娘子」。這裡「娘子」並非老婆含義,各位可以大膽使用。 

  年長者也會叫少年人為「郎」或「郎君」,稱呼熟悉的男子多以其姓加上行第或最後再加以「郎」呼之;而稱呼女子則多以其姓加行第再加「娘」呼之。 

  唐宋時,尤其盛行排行,甚至與姓、名、字同等重要,一部分下層民眾或只有姓和排行,沒有名,更不論字。所以很多時候的稱呼是姓加排行,如燕小乙,或者小乙哥之類。注意的是,當時如果稱呼他人為「漢子」或者「老漢」,含有相當的輕蔑成分在內。 

  另外,唐人稱呼父親的習慣現在我們聽來可能有點毛骨悚然——他們一會兒叫父親」哥哥「,一會兒叫」爺爺(耶耶)」,然後「哥」也用來稱呼兄長……實在是有夠亂的 

  唐代生活概述 

  衣食住行 

  唐代的服飾在形制、質料、顏se諸方面仍有法規上的尊卑貴賤之別。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初定服飾之制,規定了祭服、朝服(又名具服)、公服(又名從省服)、常服(又名燕服)四種服制。其中常服規定赤黃se為帝王專用,自此黃袍成為帝王的象徵。其後,唐太宗、高宗、德宗、文宗等也都曾下令,對文武百官及庶民百姓的服飾區別做出明確規定。大致說來,貴族官僚及富室之家的服飾均以錦繡綾羅製成,而庶民百姓只能穿以粗布麻衣,服飾穿著有著嚴格的等級限制。 

  唐代男子的服飾風尚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初唐至盛唐時以褲褶服式為時髦,頭戴襆頭,身穿圓領、右衽、長僅及膝的窄袖袍衫,腰束革帶,足登長靴或軟皮靴。中晚唐時,上層社會的男子服飾又恢復了秦漢時的寬袍長袖,長裙高履,但褲褶服式仍在下層人民中間流行。 

  唐代婦女的服飾富麗絢爛,前後多有變化,但基本的服裝有裙、襦、衫、帔幾種樣式。唐初女裝因隋之舊,大多上身穿窄袖衫襦,下身著曳地長裙,足登弓履或高頭履,即所謂「小頭鞋履窄衣裳」的樣式。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民族關係、中外關係的密切,特別是婦女思想的解放,唐代女裝的形制趨向暴露和開放。唐初上層婦女外出多著,全身障蔽。自永徽之後,皆用帷帽,帽裙至頸,漸為淺露。武則天時,帷帽全盛。中宗時,已經絕跡。開元初,袒胸女裝盛行,靚妝露面,無復遮蔽,士庶競相仿效。不久,又胡帽乘馬,露髻馳騁,或著男子衣服靴衫,招搖過市。到天寶初年,「貴族及士民好為胡服、胡帽,婦人則簪步搖釵,衿袖窄小」,出現了「粉胸半掩疑暗雪」,「長留白雪占胸前」[1]的開放服式。中唐之後,窄袖服裝逐漸過時,代之而起的是寬袖衣衫,婦女服裝愈來愈肥,愈加褒博。 

  唐代婦女的發形十分繁多,以梳高髻為美,髮式有雲髻、螺髻、反綰髻、半翻髻、三角髻、雙環望仙髻、回鶻髻、烏蠻髻等。面部化妝也非常繁複,化妝順序大致為敷鉛粉、抹胭脂、塗鴉黃、畫黛眉、點口脂、描面魘、貼花鈿等,其中眉式即有鴛鴦、小山、五嶽、三峰、垂珠、月梭等十數種。 

  唐代飲食比前代更加豐富多樣,主食以麥、粟、稻為主,間以多種雜糧。小麥麵食是最主要的食品,無論貴賤皆食之,以餅類形樣最多,有湯餅、胡餅、蒸餅、煎餅、凡當餅、紅綾餡餅、齎字五se餅等。鏝頭也已會製作,稱為釘坐、餖飣或曼頭,多為祭祀所設。主食中還有飠乇(即燒餅)、寒具(即饊子)、餛飩等。副食以蔥、韭、蒜、姜、菠菜、竹筍、杏、梨、棗、瓜、葡萄等蔬果為主。肉食也很常見,尤其是富貴之家,以牛、羊、豬、雞為主,動物的下水、腑臟也開始被烹製成各種美味。蛤蜊、鱖魚、蝦、蟹等魚類產品也都進入飲食之列。調味佐料則有鹽、醋、醬、胡椒、蔗糖等。 

  酒已成為唐人生活中的必需品,飲酒之風甚盛。全國各地名酒甚多,僅京師長安一帶就有西市腔、郎官清、阿婆清、新豐酒、仇家酒、戶縣酒等。城鄉各地酒店、旗亭眾多,釀酒沽酒生意紅火,在京師長安還有胡姬所開酒店,專賣胡酒,成為文人雅游飲宴之所。 

  茶成為唐人須臾不可離之之物,自開元初年,飲茶之風風靡全國,各地茶肆林立,煎茶賣之,茶道大行。陸羽所撰《茶經》,是我國第一部研究茶道的著作。茶葉成為進貢、賞賜、饋贈的佳品。品茶、鬥茶成為士人的雅好。「田閭之間,嗜好尤切」[2],勞動人民也已離不開茶。 

  唐代飲食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胡食盛行,尤其是開元以後,「貴人御饌,盡供胡食」[3],成為一時風尚。前述胡餅即是一種胡食,這是唐代民族融合的結果。 

  唐代的居住條件因政治經濟地位的不同而差異頗大。皇帝所居宮室最為豪華。唐初,長安的太極宮是皇帝議政和居住之地,有太極殿、兩儀殿、甘露殿、延嘉殿、承香殿五座大殿。自貞觀八年(634年)始,唐太宗以為其父李淵清暑為名,於太極宮以東營建新的宮室,初名永安宮,后易名大明宮。龍朔二年(662年),高宗李治身患風痹,惡太極宮「湫濕」,對大明宮大加修造,並將政治中心移於此。大明宮南部呈長方形,北部呈梯形,以丹鳳門、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蓬萊殿、含涼殿、玄武殿為中軸線,左右兩側各建有若干配殿,氣勢磅礴。玄宗即位后,又興建了規模宏大的興慶宮,把宮殿和園林有機地結合起來,主要宮殿樓閣有興慶殿、大同殿、花萼相輝樓、勤政務本樓、沉香亭等。至此,唐代諸帝在京城內興建了三個宮殿區,時稱「三大內」。武則天遷都洛陽后,也大興土木,修建了三陽宮、興泰宮及明堂、天堂等。此外,唐代還興建了九成宮、玉華宮、翠微宮等許多離宮別館。 

  唐代上自王公貴族,下至庶民百姓的私人住宅有著形式和規模上的規定限制:即王公之居,不施重木共,藻井;三品,堂五間九架,門三間五架;五品,堂五間七架,門三間兩架;六品、七品,堂三間五架,庶人四架,而門皆一間兩架。但皇室宗親及高官權臣多越製造宅,競為奢侈。安史之亂后,一度大興「木妖」之風,將軍馬造一座中堂,即花費二十餘萬。相比之下,一般庶民百姓無力購買磚瓦,多以茅屋為居,時有火災發生,常有屋漏之苦。 

  唐代交通十分發達,以京師長安為中心的陸路交通網,以及由大運河和南方水鄉構成的水路交通網四通八達,同時,驛站制度健全,陸有陸驛,水有水驛,陸驛有車馬,水驛有舟船,為公私行旅和商賈往來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條件。 

  唐代養馬業經歷了一個由衰而盛的過程,開元盛時,不僅zheng fu擁有許多官馬,民間私馬數量也相當可觀,馬車成為重要的交通工具。但車乘方面的尊卑貴賤十分明顯,皇帝有供服乘之用的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及耕根車、安車、四望車,還有供儀仗之用的指南車、記里鼓車、白鷺車、辟惡車等十二屬車。皇後有重翟、厭翟、翟車、安車、四望車、金根車六等。皇太子和王公大臣也各有車乘。民間馬車則主要用於運輸物資。 

  馬車而外,牛車、驢車的使用也比較普遍。肩舁和檐子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肩舁又稱肩輿、軟輿、軟舁等,檐子也叫竹輿、兜籠,均要以肩抬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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