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高一年級紀事〔下〕（13）

  第五十四章  高一年級紀事〔下〕（13）


  （199）一場反右大風波

  有詩為證：


  一場反右大風波，冤枉委屈奈無何；


  本是親朋當敵看，人為運動荒唐多。


  錯劃分子王貞明


  後來，我才從一些內部文件的透露當中知道，當年，凡是右分子中的‘極右’分子，都要受到逮捕法辦。並且，還要作為敵我矛盾，去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處理。


  從此以後，便把原有的‘地、富、反、壞’這幫‘四類分子’，再加上現在所劃出來的‘右分子’，就統統稱之為‘五類分子’，簡稱叫做“黑五類”。當時的這個曆史名詞，就是如此地得來的了。


  一直到了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之前，他們這些‘五類分子’，都是理所當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就是在這幾十年來曆次的政治運動當中，他們自然而然都成為了首當其衝被批判鬥爭的‘活耙子’。從根本上來說，已經完全失去了中國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權利。


  從此以後，在二十多年以來，他們便成為了中國新‘製造’和產生出來的新的‘階級敵人’--右分子。


  由此而來，他們家庭之中的子女，也同樣地遭了殃和受到了牽連。因為，他們又有了另一種新的名稱，叫做‘黑五類’的子女，或好聽一點的名稱“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這樣一來，自然地在各方麵，都受到了別人的看小和岐視姑且不說，同時還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其本人的參軍、參幹、升學、入團入黨，甚至戀愛結婚等等諸多問題。


  一直到了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我還能夠清楚地記得，學校當中，還有另一個曆史老師叫做王貞明，他隻是代過我們班幾節的曆史課程。你可要知道，我當年就已經認識了他。並且，對他還有一些比較深刻的印象。


  他是中等個子的身材，年紀大約已四十多歲了。說起話來輕聲細語，在上課的時候，常常肯戴副近視眼鏡。他的皮膚微黑且粗糙，頭發也開始有些花白了。平時看上去，倒像是一個十足的“文弱書生”的樣子。


  那個時候，我曾經聽到班上的黃江智同學，他在我麵前多次說過，王老師在平日裏，他對學生特別好。因此，在學生當中，很有威信。他也曾經與我說過，下麵這樣一件關於王貞明老師關愛學生的小故事：


  “有一回，在當下了晚自修以後返回宿舍的路上，有一個初中低年級的學生，無辜地被高年級的一個同學的欺負。於是，氣得這個同學坐在食堂池塘邊的那棵老龍眼樹下哭泣，誰勸他都不願回到宿舍裏去睡覺。


  “此時，在下了自修之後，王貞明老師正好當天是他當值日老師，他看見了這個可憐的學生後，就苦口婆心規勸他回去睡覺。但是，一直到打了晚睡鍾很久了，左說右勸他死活都不肯回去。


  “於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之下，王老師就幹脆把他抱回到自己的房間裏，讓他在床上整整睡了一宿……”


  但是，就是在這次整風反右運動當中，他也在劫難逃地被戴上了“右分子”的帽子，也同樣地遭到了逮捕法辦。


  後來，聽他家裏人說，王貞明老師和其他幾位右分子老師一起，都一塊被押送到了柳江縣勞改農場進行管製勞動。


  就是在柳江縣勞改農場勞動改造當中，由於勞動艱苦，年老體弱多病，再加上醫療條件大差。於是，便在柳江鳳凰農機醫院裏含冤去世。


  就是在去世的時候，沒有一個親人在他身邊。當埋葬的時候，也隻有他的愛人--博中的語文老師秦瑋璣一個人前去。就這樣草草地就埋葬了。


  一直到了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他的親屬前往經過多方麵進行尋找，才發現在墳地上，用一個火磚刻了個名字豎在墳墓上做為墓碑，且將他的‘王’姓還刻成了‘黃’姓。


  大家可要知道，當年劃右分子的時候，王貞明老師他是最後一個才被劃上的。因為，上麵分配到學校的右分子指標正好還差一個。於是，便把他放去進行充數。


  這其中的原因，是因為他曾經當過國民黨軍官。同時，還在他的床上，搜查出留有一條寬大的軍官武裝皮帶，便把它作為其右分子的一個‘罪證’。再加上其他所謂的右分子‘言論’。就這樣‘矮子國選高佬’般，無疑便該是他了。


  後來，他的兒子看了我所寫的回憶文章以後，還來信給我進行補充一些我不知道的情況。現摘錄如下：


  看了你所寫大作《風雨人生路》中《一場反右大風波》寫得很好，又很實在。我補充一點你沒有看到，或沒有知道一些當年反右鬥爭情況。


  記得，1957年時，我是初中109班學生。“反右”之初，《人民日報》說得很明白，號召全國知識分子都給黨提意見，提建議，讓社會主義建設得更好。


  還給知識分子定下政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十六字方針。並聲稱承諾：“不抓辮子，不打棒子，不扣帽子。”


  到了“反右”後期，卻反了臉，說成是‘引蛇出洞’。一夜之間‘紅臉’變成了‘黑臉’，說話不算數，成了全世界人都知道的證明。


  1958年4月間的一天早上，突然在大操場列隊緊急集合。當場全校十個右分子老師被捕了。九位老師是右分子，蘇錫珍老師是‘曆史反革分子’。在逮捕他時和右分子是區別對待的。


  當時，九位老師麵如土色，抖個不停，畢生中第一次秀才遇上兵。唯有覃甲昆老師鎮定自若，麵帶笑容，全不當一回事。因為他解放前搞過地下革命，被國民黨捉過，關過監牢。想不到解放後，他同樣免不了牢獄之災。


  若幹年後，覃老師有幸出獄。回博時，老婆為了與他劃清界限，不接待他，他隻好孤零零地住進了小旅社。我和王祥強知道，在夜裏去拜訪他，他心灰意冷對我們訴說了許多心裏話。


  從此，他回鄉隱性埋名，讓自己從此永遠消失在大夥的視線之中。


  我父親王貞明病逝於柳江鳳凰農機醫院。到了八十年代，我當了爆竹廠長，有時間帶了保衛科長去了柳江農場農機醫院舊址。


  在離醫院不到一百米遠起處，一列列的墳墓，伸展到了看不到盡頭的遠方。每個墓之間相隔不到一米，墓碑是一塊磚頭。


  我父親墓碑上刻有“1961.4.30.黃貞明”字樣。埋葬時，我母親去了。黃是王的誤筆。我母親秦瑋璣也是博中語文老師，她回來後，受不了這種重大的打擊，大口大口的吐了血。


  我母親堅強地用瘦高的身體，毫不低頭挑起養育六個子女的重擔。這就是我們六個子女對她孝順至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右分子的墓碑無聲，但我看出全部都是知識分子的名字，是老師、工程師、醫師，全部死於非命。是饑餓，疾病和非人的待遇，才奪去了他們最寶貴生命。


  我到了芒草萋萋的荒墳堆處，怎樣尋找父親的墓呢？數不清的墓堆，哪一堆才是我們的父親沉睡之處呢？單憑我個人的力量，肯定是不行的。


  我找到了農場駐該處的小隊，以每人十元的酬金，發動他們去幫忙尋找。結果還是老天保我找到了。


  我讓一對中年夫婦職工，去挖掘父親的遺骨，給了五十元。相當於他們一個月的工資。


  竟然料想不到的是，才挖了一尺多深，就挖出了屍骨。但屍骨已嚴重損壞，遺下的牙齒，細白密整潔，我就認出是我父親的。棺材是床板釘就的，已腐爛了，遺下了釘子，我也撿了回來。


  中年夫婦職工挖掘時，帶來了雨傘，為父親屍骨遮陽。挖起的骸骨就擺放在旁邊的麻包麵上，用我帶去的綢布包了回來。無數的荒墳，隻有另外一個右分子的遺骸移走。


  當時我想，死亡右分子的子女，或者都還處在貧困之中，還無能力來辦起這些後事。


  可以想象，右分子的子女在農村是美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實際上是劣等公民。在政治上是受壓迫，在經濟上必定是受欺榨，他們的處景便可想而知的了。


  我父親王貞明一生正直，不吹，不賭，不嫖，少飲，是人之師表，正人君子一個。但不得善終；而壞人卻能甚囂塵上，得福得祿。


  博中弟子，有蔡世雄者，他是右分子蔡前模兒子。持才清高，與貧下中農格格不入。文化革革期間，一繩索命。高甲潮即高甲球之弟，也寧為奴隸，不為奴才，後被槍殺。王 琳孤高自傲，大隊主任，隊長，他都不放在眼裏，故每有風吹草動，均是在被批鬥的第一對象，而吃盡了苦頭，始終不悔。


  高福桂校長曾評論我父親雲：


  “此君並無大錯，隻是不識時務而已。”


  正是：


  錯劃分子王貞明，愛生如子有威信；

  含冤去世勞改場，臨終身邊無親人。


  欲知後事如何，請君往下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