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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帝國歲入一億貫

  勝吉十七年中秋節剛過,沈老太君終於耗盡了能量,一病不起,頭幾日還能喂進湯藥,到了後來隻是深深昏迷,直至八月二十四,沈老太君斷了氣息。


  沈老太君能夠親眼看到兒子續弦,兒孫滿堂,享受了一品誥命夫人的尊榮,臨終也沒有遭太多罪,可謂善終。沈括早有預料,也沒有太過悲傷,安頓著張管家籌辦喪事,通知兄長沈披回家守喪,自己則上奏折,乞請在家守製。


  對於沈括這樣的大臣,是夠奪情資格的,一般官家和大臣之間要經過幾個來回,才會讓大臣安心在家守製。但這次,柴猛真需要沈括回京,河湟吐蕃雖然順利的招降,將青唐更名為西寧州,董氈被封為西寧候。但瞎氈、欺巴溫原本就和董氈不和,與西夏眉來眼去,此時見大周便要鯨吞宗哥、龕穀之地,如何能忍,直接投了西夏。西夏黨項人見久攻不下的河湟之地被大周輕易拿下,便興兵三十萬,從三路進攻熙河、秦鳳、延慶三路。一時邊地告急,幸得這一年,整軍、練軍從未停止,邊境各城堡也修築得牢實,才勉強守住。此時朝廷全靠王安石一人獨自支撐,王安石一力主張讓沈括奪情輔助軍政,柴猛便連下了三道旨意。


  沈括是大周朝廷西夏事務的能臣,早在六年前便寫下了《平西齊民論》,此次熙河開邊也是他為了從西夏的後方發起攻擊,使其首尾不得顧,而與王安石大力推動的國策,他很清楚在河湟事了之後,西夏會有反應。眼下正值秋季,西夏的馬匹經過了一個夏天的飼養,正是膘肥體壯。每年秋季,西夏總會來邊地劫掠一番,一是此時邊地正值收獲,還有一點就是西夏此時的騎兵是最強的時候,今年又恰逢朝廷奪了西夏的後路,西夏肯定不會忍。


  原先沈括計劃的是六月請假,八月回京正好能趕上應對西夏的報複,沒曾想到母親去世,一直以純孝著稱的他無論如何不會奪情。依沈括原先計劃,正好借這個機會,把西夏的主力一網打盡。但他不在京城,王韶剛平定隴右、河湟,無法參於機樞,朝廷主戰派勢單力薄。但如果官家隻是想守,以西軍,特別是秦鳳路山地野戰軍表現出來的戰力,西夏絕難討一點好。一念至此,沈括便按納住建議朝廷與西夏進行滅國之戰的念頭,力陳此時應固守防線,西夏必會自行退軍。


  柴猛收到沈括的辭謝奏折已經到了十月,此時三條戰線大周均取得了勝績,西夏糧草準備並不充分,幾次失敗後,覺得沒什麽勝算,便想通過和談來挽回損失。西夏皇帝李諒祚派來了幾個使者痛斥大周違背約定、侵犯西夏利益,要求大周賠償損失。柴猛看到西夏服軟,不在刀尖上說話,反而學漢人講道理,心中更加大定,著王安石起草一篇《答西藩問》甩給使者,將其轟出京城。柴猛和王安石等大臣沒有想到的是,他們居然放棄了一個天大的好機會,西夏皇帝李諒祚命使者去談和,實際上隻是想掩蓋一個事實,李諒祚在進攻延州時,中了流箭,傷及要害,現已返回西夏京城興慶府,留在前線的隻是持著王旗斷後的軍隊。因擔心大周軍隊借機發動猛攻,幹脆派使者去麻痹大周朝廷。等大周明白了事情原委,西夏軍隊早已退得幹幹淨淨。


  沈括的事兒就這麽放下了。


  樹欲靜而風不止,一張圍繞沈括的大網正悄悄的鋪開。


  秦源自河湟返回後,皇帝給他加了柱國的虛銜。作為參知政事,秦源已處於大周朝廷的頂端,能夠與之較力的也不過文彥博、王安石兩人。文彥博身為樞密使,掌管天下軍務,爵位潞國公,已位及人臣,封無可封,門生故舊遍布朝野,不是秦源能夠抗衡;而王安石與文彥博相比資望尚淺,勝吉變法又得罪了一大批人,王安石能在當參知政事時與同平章事文彥博掰手腕,並成功取而代之,那麽自己自然也可以。秦源暗中猜度:王安石潔身正好,清廉剛正,但他的變法同黨沈括就沒那麽清廉,家中產業富可敵國;身為一國計相,專營鹽鐵度支,裏麵不知道有多少財路,稍微一動心,便可財源滾滾。沈括每年給宮裏宮外上下打點,就不信抓不住什麽把柄。


  勝吉變法自勝吉十六年六月開始在大周施行,一年多以來效果顯著,加上熙河開邊的功績,王安石在朝野中聲望鼎盛,正在這個時候,他的強援沈括請了長假,為了趁熱打鐵,將變法進行到底,勝吉十七年八月,王安石提請成立製置三司條例司,作為變法的領導機構,以達到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的目的。原擬由王安石和樞密院副使歐陽修兼領。但歐陽修以恥言財利為借口,拒不接受。王安石則認為,財利是宰相大臣的真正職任。在他的建議下,改由參知政事秦源同領。


  這個機構彌補了因沈括、王韶等人遠離機樞而造成的變法派勢單力薄的局麵,一方麵吸收一些有誌變法之官員參加,議論各項問題;另一方麵讓三司判官、發運使、轉運使及內外官員,以及諸色人等陳述意見。並於同年九月選派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和王廣廉等八人,到各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以便從對現實情況的了解中製定切實可行的政策,興利除弊、變而通之。


  在製置三司條例司積極努力下,勝吉十七年九月之後,連續發布了由呂惠卿擬就的均輸、青苗、農田利害條約等法的實施細則,對役法的變革也確定了使民出錢雇役的基本原則,從而使改革事業蓬勃展開,取得非常明顯的效果。


  勝吉十六年,朝廷一年的收入為一億零五十萬貫,經過在京東東路、京西南路、河北東路、河東南路四路施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清理出未納稅的兼並土地八千萬畝、隱戶一百五十萬戶,田稅按每畝一鬥計,役稅按每戶出一丁,每丁四百文計,僅此四路增加的田稅、役稅就高達五百四十萬貫。當然,此四路也正是因為土地兼並加劇,才會致使民反,其它各路未必有如此多的兼並土地和隱戶,但據製置三司條例司在各路的相度利害官(注:製置三司條例司屬官,派往各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匯報情況來看,如大周京畿路及二十八路都施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朝廷每年將增收至少兩千萬貫,約占年收入的兩成。如果加上,因農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輸法在大周施行所帶來的對經濟的作用,每年還將增加一千萬貫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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